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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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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債務利息終止時間的兩種判決方式之辨析
發布日期:2018-11-21 信息來源:管理員 作者:福建力涵律師事務所 吳烈豪律師

    【內容摘要】當前司法實踐中,對于一般債務利息終止時間的判決,存在“至本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止”的“確定之日判決”和“至還清之日止”的“還清之日判決”兩種方式。筆者首先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的幾個司法解釋進行歷史考察,認為“確定之日判決”是與2009年《批復》相配套的一種判決表述方式,在2014年《解釋》發布之后應當予以取消,改為采用“還清之日判決”。但是,由于各地法院對2014年《解釋》的理解存在偏差,造成兩種判決方式混用的現狀。接著,筆者進一步分析,在執行法院機械適用2014年《解釋》的情況下,“確定之日判決”會損害債權人的一般債務利息利益,讓債務人獲得不當利益,從而違背司法公正,損害司法權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份判決對“確定之日判決”進行了改判,一些地方法院也出臺了規定予以規范。最后,筆者從兩個方面闡述了對“確定之日判決”的救濟途徑,一是由法院系統內部啟動糾錯程序,二是由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從外部發動,通過申請再審、請求抗訴、申請執行行為異議和復議,以及對執行分配方案和債務清償方案提出異議等方式予以救濟。

 

    【關 鍵 詞】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 一般債務利息 加倍部分債務利息 確定之日判決 還清之日判決

 

一、問題的提出。

(一)案情簡介。

甲公司與乙公司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甲公司起訴要求乙公司償還其借款本金1000萬元并支付該款從逾期還款之日的201511日起至還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0‰計算的利息,并有權就乙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優先受償。法院判決如下:一、乙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還甲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幣1000萬元并支付該款自201511日起至本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止按月利率20‰計算的利息;二、甲公司有權從依法折價或者拍賣、變賣乙公司的抵押物所得價款中優先受償。該判決于20161221日生效。2018630日,抵押物以人民幣2000萬元拍賣成交并向甲公司清償。法院執行局在計算甲公司可優先受償的一般債務利息時,認為只能計算到“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即“判決生效之日起的十日”(20161231日),金額為480萬元(1000×20‰×24),之后的不予計算。

如果當初法院的第一項判決為:一、乙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還甲公司借款本金1000萬元并支付該款自201511日起至還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0‰計算的利息。那么,法院執行局在計算甲公司可優先受償的一般債務利息時,可以計算到實際清償之日的2018630日,金額為840萬元(1000×20‰×42)。

(二)爭議問題。

從上述案例來看,由于判決文書對一般債務利息終止時間的表述不同,一個為“至本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止”,另一個為“至還清之日止”(為敘述方便,以下分別稱為“確定之日判決”和“還清之日判決”),在執行過程中對一般債務利息的計算差別竟如此之大。然而,周所眾知的是,在當前司法實踐中,這兩種判決方式似乎并行不悖,而且各行其道。法院作出“確定之日判決”時認為理所當然,律師拿到判決文書時也習以為常,一般不會就此提出上訴。但到了執行分配階段,當利息可以受償時,尤其是將兩種判決方式進行對比時(如上述案情,當然該案情是為了強化對比而杜撰的,但在現實中類似案件比比皆是),才發現二者實有云泥之別。

稍有法律常識者,一經比對,就能輕易做出判斷,“還清之日判決”比“確定之日判決”更為合理,因為“確定之日判決”將“本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之后的一般債務利息攔腰斬斷,讓債權人的利益受損。于是,這幾年來,不少律師紛紛呼吁法院將一般債務利息終止時間的判決表述方式統一改為“還清之日”,但收效甚微。比如,福建省的各中級人民法院到高級人民法院,普遍存在同時使用兩種判決方式的情形。由此可見,“確定之日判決”是法院多年以來形成固定范式的判決方式,僅從表象上以其不合理而要求改之,說服力是不夠的。筆者認為,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應當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1、“確定之日判決”是在何種背景下產生的?2、“確定之日判決”為何不合理?3、“確定之日判決”是否應當取消及如何取消?4、對于已經生效的“確定之日判決”,應當如何進行救濟?下面,筆者將圍繞這幾個問題展開論述。

二、“確定之日判決”產生的歷史考察。

(一)1991年《民訴法》和1992年《民訴法意見》的規定。

1991年4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下稱1991年《民訴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的,應當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20071028日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和2012831日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內容,與上述內容完全一致,只是法條序號作了調整。

1992年71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與1991年《民訴法》相配套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1992年《民訴法意見》),其中規定,“293、被執行人遲延履行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利息或遲延履行金自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的次日起計算。294民事訴訟法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的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是指在按銀行同期貸款最高利率計付的債務利息上增加一倍。”

結合1991年《民訴法》和1992年《民訴法意見》的內容來看,在其發布之后,司法實踐中使用的是“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的概念,其含義是“按銀行同期貸款最高利率計付的債務利息上增加一倍。”起算時間是“自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的次日起計算。”但是,這里忽略了一個問題:如果當事人之間約定了債務利息的計算標準且與“銀行同期貸款最高利率”不同的情況下,在執行中該如何“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對此,各地法院理解不同,做法不一。一般而言,有三種選項:(1)不管當事人是否約定了債務利息,都按銀行同期某一利率標準計算兩倍的利息;(2)當事人約定的債務利息+按銀行同期某一利率標準計算利息的一倍;(2)當事人約定的債務利息+按銀行同期某一利率標準計算利息的兩倍。實踐中,法院一般在第(1)、(2)種選項中擇一計算,采用第(3)種的比較少見。

(二)2009年《批復》的規定。

為了解決執行中存在的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330日發布《關于在執行工作中如何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等問題的批復》(下稱2009年《批復》),內容為:“一、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時,應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基準利率計算。二、執行款不足以償付全部債務的,應當根據并還原則按比例清償法律文書確定的金錢債務與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但當事人在執行和解中對清償順序另有約定的除外。附:具體計算方法(1)執行款=清償的法律文書確定的金錢債務+清償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2)清償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清償的法律文書確定的金錢債務×同期貸款基準利率×2×遲延履行期間。”

有趣的是,2009年《批復》真正的核心機密不在正文的兩個條文中,而在所附的計算方法上。從“(2)清償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清償的法律文書確定的金錢債務×同期貸款基準利率×2×遲延履行期間。”的計算公式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前述三個選項中,選擇了第(1)種,即:“自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的次日起”,即使當事人之間自行約定了債務利息也只能停止計算,而統一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兩倍”計算“清償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可稱之為“統一計算”方法。比如前引案例中,如果按照2009年《批復》計算,并假定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為月6‰,那么甲公司在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20161231日)的利息可以按照月20‰計算為480萬元(1000×20‰×24);之后按照月6‰的二倍計算到實際清償之日的利息為216萬元(1000×6‰×2×18),合計696萬元。對比前引案例,比“確定之日判決”的算法更多,但比“還清之日判決”的算法要少。

在當時,這種計算方法一舉解決了之前在三種選項之間徘徊不定的局面,也大大方便了法院在執行中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不過,也產生了兩個后果:

1、產生了“確定之日判決”的表述方式。2009年《批復》的最大功能,就是將當事人約定的債務利息(實際上就是“一般債務利息”,但該概念尚未出爐)攔腰砍斷。那么這一刀砍下去必然要選擇一個時間點,在該時間點之前還可以計算當事人約定的債務利息,在此之后就不能計算只能統一改為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兩倍計算了。于是,1992年《民訴法意見》第293條規定的“自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履行期限屆滿的次日”理所當然就成為這個劃分界限的時間點。這樣,為了與2009年《批復》相配套,將當事人約定的債務利息定格在“至本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止”的“確定之日判決”就此新鮮出爐。

2、“統一計算”方法并不合理。從前引案例的計算情況來看,當事人約定的月利率20‰的利息計算標準,在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日的次日起,硬生生被調低為月利率12‰(即假定的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月利率6‰的2倍);如果當事人沒有約定利息或者約定的月利率低于6‰的,反而要被調增為月利率12‰計算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可見,“統一計算”方法沒有將當事人約定的債務利息和法律規定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進行區分,而是按照“確定之日判決”方式一刀切地統一進行計算,不合理之處已昭然若揭。

(三)2014年《解釋》的規定。

也許是因為這種一刀切的“統一計算”方法不合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69日發布了《關于執行程序中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2014年《解釋》),其中第一條規定:“根據民事訴訟法二百五十三條規定加倍計算之后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包括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方法計算;生效法律文書未確定給付該利息的,不予計算。加倍部分債務利息的計算方法為:加倍部分債務利息=債務人尚未清償的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除一般債務利息之外的金錢債務×日萬分之一點七五×遲延履行期間。”

2014年《解釋》條文的全面、正確理解,筆者認為都隱藏在該《解釋》發布當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負責人劉貴祥的“答記者問”中,主要有這么幾個要點:

1、將《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加倍計算后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分割為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兩部分。這是司法解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一般債務利息”的概念,“是指在生效法律文書中,根據實體法規定(如合同法)所確定的利息。”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是指在強制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因遲延履行,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的規定而應多支付的利息”。顯然,2014年《解釋》徹底否定了2009年《批復》所附的計算公式,在之前所說的三個選項中選擇了(2),即將一般債務利息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涇渭分明的區別開來,而不是強行糅雜在一起計算。

2、在二者的關系上,劉貴祥進一步解釋:“加倍部分債務利息采用單獨的計算方法,與一般債務利息的計算沒有關系。通俗地講,就是兩者‘各算各的,互不影響’。具體而言,計算一般債務利息,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基數、起止時間、利率等計算;計算加倍部分債務利息根據本解釋規定的方法計算。”簡而言之,就是摒棄了2009年《批復》的“統一計算”方法,而改為互不干涉的“分別計算”方法。其中,所謂“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方法計算”,是指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礎上由法院進行審查并在判決文書中體現,[1]體現了意思自治原則和司法權干預之間的平衡。但意思自治原則是基礎,只要計算基數、利率、起算時間和終止時間這四大要素不違反法律規定,就要尊重當事人的合意,法院只是對超出法律邊界的部分進行適當干預。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則由司法權全面介入,包括基數、利率、起止時間這四大要素全部由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無需也無權約定。

3、隱晦表達了2009年《批復》的“統一計算”方法及其衍生的“確定之日判決”是錯誤的,不應再予適用。記者問:“該解釋不再以2倍的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結果會不會比根據之前規定計算的利息少?”這里,實際上就是詢問2014年《解釋》與2009年《批復》的計算方法之間的差異性。劉貴祥答:“之前的規定,以2倍的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而本解釋規定加倍部分債務利息的利率標準基本與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相同,單從利率的倍數上看是降低了標準。但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的多少不僅與利率標準有關,而且與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的構成內容有關。實際上,根據本解釋的方法計算的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并不一定比之前規定的少,相當一部分案件的結果反而會高。”“在有給付一般債務利息內容的案件中,之前的規定較為原則,沒有明確一般債務利息與加倍部分債務利息的關系,處理兩者關系,成為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圍。相當一部分執行案件在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時,要么根據兩者‘就高不就低’的原則不計算加倍部分債務利息,要么2倍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計算的利息代替一般債務利息。而《解釋》明確了加倍部分債務利息具有獨立性,該利息不影響一般債務利息的計算。債權人最終取得的利息,除了一般債務利息,還有加倍部分債務利息,這樣就比之前規定的方法計算的利息多。而在沒有一般債務利息內容的執行案件中,按照《解釋》計算的結果確實沒有之前規定的高。”最后,劉貴祥總結說:“本解釋對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的計算規定更明確具體,減少了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這本身就是對債權人權益的保護。”

之所以大段引用原文,是因為這段論述對于一般債務利息的解釋提綱挈領,且一針見血。表面上看,加倍部分債務利息從2009年《批復》的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2倍變更為日萬分之一點七五的固定利率,[2]但是一般債務利息被徹底解放出來了,也就是利息構成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9年《批復》,是“以2倍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計算的利息代替一般債務利息”,而2014年《解釋》,“債權人最終取得的利息,除了一般債務利息,還有加倍部分債務利息”。[3]按照這一邏輯,“至本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止”的時間點切割,對于加倍部分債務利息尚有意義,因為這是其法定的起算時間點;但是,對于一般債務利息已經失喪失意義了,因為一般債務利息的起算時間和終止時間都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沒有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司法權不能強行在“至本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止”這個時間點上叫停。一言以蔽之,“確定之日判決”是與2009年《批復》相適應的歷史產物,在2009年《批復》的計算公式被徹底推翻后,這一判決方式也應當退出歷史舞臺了。

然而,作為一種官方的語境表達,無法直白承認2009年《批復》是個歷史錯誤,正面指出依據該《批復》衍生的“確定之日判決”已經不適應時代需求,不能再予使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只能在“答記者問”中采用了比較晦澀迂回的意思表達,遺憾的是,這一良苦用心并未得到各地法院的準確理解,加上固有的思維模式和習慣做法很難改變,于是各地法院仍未完全棄用“確定之日判決”方式,而是將其與“還清之日判決”方式相混用,遺緒至今仍未消除。

三、對“確定之日判決”不合理性的分析。

(一)在2009年《批復》的計算公式被否決后,“確定之日判決”應當予以取消。

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根據前面分析,既然2009年《批復》的“統一計算”方法,已經被2014年《解釋》的“分別計算”方法所取代,那么與前者匹配的“確定之日判決”就應當在2014年《解釋》施行之后作出的法律文書中適時取消,改為“還清之日判決”。現在仍然予以沿用,是一種張冠李戴的錯誤做法,理應予以糾正。

(二)兩種判決方式共存,在執行中造成了區別對待,違背了司法公正,削弱了司法權威。

目前的司法實踐,“確定之日判決”和“還清之日判決”兩種判決方式呈并駕齊驅之勢。令人莞爾的是,明明這兩種判決方式造成的利息計算結果迥然不同,但在原告主張一般債務利息計算到還清之日止時,法院采取了“確定之日判決”,卻大多沒有“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的判項,言下之意似乎全面支持了原告訴請,“確定之日判決”的效果與“還清之日判決”是相同的。此外,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基本上持的是“如所從來,亦如所去”的態度,不管是哪種判決方式,大多維持原判。[4]當然,不排除二審法院有一種細枝末節不值一改的無視感,但這種佛系判法容易讓人誤以為兩種判決方式是無差別的。可是,到了執行階段,執行法官卻錙銖必較,認真執行“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方法計算”的規定,對于“還清之日判決”的一般債務利息給予全面保護,而“確定之日判決”的一般債務利息卻無情斬斷,讓人徒嘆奈何。不少執行法官也意識到不妥,但也只能勸慰當事人:“別怪我,業務庭是做飯的,執行局是吃飯的,他們做什么我們就吃什么。”然而,到底你拿到的是一份“確定之日判決”還是一份“還清之日判決”,卻存在不確定性,引用一位法官的玩笑話:“到底會怎么判,有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哦,要看當時用的是哪種模本,在我看來兩種都沒錯。”司法權的行使,應當是公正、嚴謹,沒有偏私的,但在一般債務利息的判決方式上卻形成了上述不應有的混亂,這并非2014年《解釋》施行的初衷,卻造成了區別對待的結果,違背了司法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有一種法院任性而為、無所適從的感覺,不能不說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三)“確定之日判決”屬于司法權對意思自治的不當干預,損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在當事人對一般債務利息的訴訟主張尋求“至還清之日”的情況下(絕大多數案件的原告都會提出這一主張,而不是某一個確定的截止時間),卻由于法院采用了不同的判決方式,造成在執行階段可以實現的一般債務利息利益截然不同。比如前引案例,本來甲公司可以優先受償的一般債務利息是840萬元,結果只能受償480萬元。再做一個極端的推論,如果還有一家丙公司對乙公司的債權與甲公司一致,只是為普通債權或者第二順位優先權,法院對丙公司采用的是“還清之日判決”,在抵押權拍賣價值足以償還所有債務(如4000萬元以上),那么享有優先權的甲公司只能獲得480萬元的一般債務利息,而普通債權或次優先權的丙公司卻能獲得840萬元的一般債務利息,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諷刺。2014年《解釋》的發布是為了讓“債權人最終取得的利息,除了一般債務利息,還有加倍部分債務利息”,結果卻南轅北轍,“確定之日判決”沒有取消,造成債權人的一般債務利息被攔腰斬斷,此后只能獲得固定利率的加倍部分債務利息。顯然,這是司法權對當事人約定利息這一意思自治領域的不當干涉,背離了立法本意和立法目的,損害了債權人利益。

(四)“確定之日判決”讓債務人獲得不當利益,不利于社會誠信機制的建立。

對債務人角度來說,在雙方約定的債務利息高于日萬分之一點七五的情況下,如果獲得了一份“確定之日判決”,那么恭喜你,從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的次日起,你就不必支付一般債務利息,只要承擔固定利率日萬分之一點七五的加倍部分債務利息了。法院的生效判決原本是為了敦促債務人償還債務并承擔責任,加倍部分債務利息的立法本意是為了給予債務人一定限度的懲罰并適當彌補債權人的損失,但是“確定之日判決”卻可能讓債務人獲得少付利息的不當利益,導致2014年《解釋》淪為債務人逃避利息支付義務的工具,同時也使得《民事訴訟法》關于“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的規定所蘊含的督促性和懲罰性功能蕩然無存,不能不說是一個吊詭般的遺憾。可見,在適用2014年《解釋》的背景下,如果不取消“確定之日判決”,那就是宣告這里有一個司法漏洞,讓債務人抱著試水的心態來參賭,一旦賭中了就可以不再支付較高的一般債務利息。即使賭輸拿到的是“還清之日止”的判決,只要在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限內償還債務本息,也無需支付固定利率的加倍部分債務利息,而不會有什么損失。長此以往,在違約成本更低的情況下,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債務人會傾向于選擇違約不支付利息,這顯然不利于社會誠信機制的建立,也會讓民間借貸市場陷入新的混亂。

四、目前針對“確定之日判決”的矯正做法。

(一)以法院改判的方式認定“確定之日判決”的錯誤。

1、根據檢索,2017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就民間借貸案件作出的生效判決,也存在兩種判決方式混用的情況。[5]但從直接針對“確定之日判決”進行上訴的案件中,2017年下半年開始,有多份二審判決書對“確定之日判決”進行了改判,比如:(2017)最高法民終241號“李佩玲、貴州紫云卓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認為:“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被執行人未按照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應當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的計算方法與標準,與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一般債務利息計算并不沖突也不重復,兩者應當分別適用。一審判決已經明確支持了李佩玲關于卓遠公司等三人按照月利率2%向其支付20161231日之后至實際清償完畢之日的利息的訴訟請求,但是在判項中卻將該部分利息計算截止時間表述為判決確定的履行期屆滿之日止,與裁判結論相沖突,可能導致當事人在判決確定的履行期內實際支付款項的,依然要計算利息或者履行期屆滿后不履行生效判決,卻不需繼續支付一般債務利息的后果,本院予以糾正。”此后,在(2017)最高法民終939號和(2017)最高法民終33號民事判決書中,也以相同的理由予以了改判。筆者注意到,上述幾份判決都是針對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進行的改判,且合議庭成員基本相同,是否說明只代表某一合議庭或是第五巡回法庭的態度,從最高人民法院的整個系統來說并沒有完全統一意見呢。但不管如何,筆者認為上述改判是正確的糾偏做法。而且,其中“可能導致當事人在判決確定的履行期內實際支付款項的,依然要計算利息”的理由體現了雙向保護思維,因為“確定之日判決”的機械判決也可能會損害債務人的利益。比如前引案例中,如果乙公司在法院判決生效后第五日(即20161226日)償還了1000萬元借款本金及該日之前的利息,按理說之后自然不必支付利息,但按照判決書一般債務利息仍然要支付到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即20161231日),即要多支付5天的利息,這對債務人也是不公平的,由此也可窺見“確定之日判決”也存在兩頭不討好的錯誤之處,只是這種情形在實踐中極為罕見罷了。

此外,在一些地方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中,也對“確定之日判決”進行了改判,如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黑高商終字第150號“哈爾濱城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安發信用社與哈爾濱超想華創科技有限公司原審被告馬守和、史立杰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二審民事判決書”中認為:“如華創公司未按原審判決確定的時間履行全部給付義務,將導致安發信用社從原審判決確定的自動履行期間屆滿之日至實際支付之日間應得的一般債務利息未獲得保護,故原審判決對利息給付期間的確定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糾正。”有興趣的同行,可以做更全面的案件檢索。

2、在最高人民法院另一合議庭作出的時間更早的(2017)最高法民申266號“天津市福信典當行有限公司與天津鑫茂科技園有限公司、天津鑫茂科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典當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中,卻維持了“確定之日判決”,理由為:“對于終止時間,福信公司提出了異議,認為終止時間應確定為‘至實際給付之日止’。本院認為,原審法院確定的終止時間具有法律依據,并無不當。理由如下:首先,根據原審法院指定的債務履行期間,以及如出現遲延履行該指定期間時債務人須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的規定承擔遲延履行責任的規定,對于債權人福信公司來講,原審法院對其所主張的逾期利息和違約金的保護是連續的,不會出現免除部分時段債務人支付義務的情形。其次,如將逾期利息和違約金計算的終止時間確定為‘至實際給付之日止’,則會出現部分時段債務人須重復履行支付義務的情形,這對債務人來講,是不公平的。第三,原審法院確定的逾期利息和違約金計算的終止時間,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程序中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并不相悖。” 筆者將該三個理由反復讀了若干遍,總覺得態度曖昧,用語含糊,難以理解其中透露出的“微言大義”,只能試著解釋如下:

1)第一個理由認為,“確定之日判決”對債權人所主張的逾期利息和違約金的保護是連續的,不會出現免除部分時段債務人支付義務的情形。根據之前分析,這一邏輯顯然存在問題,“確定之日判決”對債權人主張的一般債務利息的保護是不連續的,到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就中斷不再計算了。但是,我對結論部分舉雙手贊成,即“確定之日判決”對債權人的逾期利息保護應當是連續的,不能免除部分時段債務人的義務。

2)第二、三個理由就更加詰屈聱牙了,筆者認為,只有對2014年《解釋》第一條中的“加倍計算之后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包括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作如下理解才能成立。即:一般債務利息分為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前和之后兩段,之前的一般債務利息按照生效判決確定的基數、利率和起算時間計算,但終止時間計算到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日;之后的一般債務利息也按照生效判決確定的基數、利率計算,但起算時間是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日的次日,終止時間與加倍部分債務利息一樣,至 “被執行人履行完畢之日”(2014年《解釋》第三條的規定,下同)。唯有如此理解,該裁定書第二個理由“如將逾期利息和違約金計算的終止時間確定為‘至實際給付之日止’,則會出現部分時段債務人須重復履行支付義務的情形”和第三個理由“確定之日判決”與2014年《解釋》第一條的規定并不相悖的說法才能同時成立,因為可能會出現如下表格所示情形:

期間

判決確定之前的履行期間

遲延履行期間

截止時間

若判決表述為“至實際給付之日止”

判決確定的一般債務利息

24%年利率

解釋規定的一般債務利息

24%年利率

加倍部分債務利息

日萬分之一點七五

注:判決確定的一般債務利息與法律規定的遲延履行期間一般債務利息有重復之處。

由此可見,該裁定書透露的思維,與筆者之前的論述是反向的。因為,其對2014年《解釋》第一條的理解是,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也是法定的,在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日的次日起要按照判決確定的基數、利率計算,這樣就跟“確定之日判決”造成一般債務利息在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日起停止計算完美銜接上了,不會存在重復計算的問題。相反,如果將判決表述為“實際給付之日止”或者“還清之日止”,會造成判決確定的一般債務利息要計算到實際給付之日,而此時還要根據2014年《解釋》第一條規定再計算一道從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日的次日起的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從而出現重復計算。總之,該裁定書立場鮮明,仍然是保護債權人的一般債務利息計算到還清之日,而非認為債務人可以不再支付指定的履行期間屆滿之日后的一般債務利息。筆者在這里予以援引并挖空心思的進行分析,是因為這種反向思維的腦洞可供救濟之用,具體后文會予說明。

3、另外,筆者還檢索到(2017)最高法執復16號“武漢市國土資源和規劃局、時利和房地產開發(武漢)建筑有限公司建設用地使用權糾紛執行審查類執行裁定書”,該裁定書認為:“本案生效判決將武漢國土局支付一般債務利息的截止期限設定為‘判決確定的給付之日’,即判決生效后三十日。此類判項實際上是適應20148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程序中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前,人民法院在執行實務中將判決確定的一般債務利息計算到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日期,此后按照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雙倍計算遲延履行利息的做法。但本案判決生效于上述司法解釋之后,依該解釋,人民法院在執行中計算遲延履行利息的方法發生了變化,將遲延履行利息區分為一般債務利息和加倍部分的遲延履行利息……”以上判決理由實是“一語道破天機”,即“確定之日判決”的“此類判項”適用2014年《解釋》施行前,也就是說2009年《批復》規定的“人民法院在執行實務中將判決確定的一般債務利息計算到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日期,此后按照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雙倍計算遲延履行利息的做法。”但在2014年《解釋 》之后,“人民法院在執行中計算遲延履行利息的方法發生了變化”,不能按2009年《批復》來計算了。該裁定理由可資參考。

從以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幾份判決體現的深文奧義來看,基本可以認為,無論是“確定之日判決”還是“還清之日判決”,在2014年《解釋》發布之后,一般債務利息均應計算到債務人實際履行完畢之日止,這一立場可以說是明確而堅定的。

(二)各地法院以發布司法文件的方式對“確定之日判決”進行糾錯。

1、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辦公室于2017年9月21日發布了《關于規范民事判決主文中“逾期借款利息計算截止日期”表述問題的通知》(魯高法辦[2017]61號),其主要內容為:

“各級人民法院在民事判決中確定逾期借款利息的計算方式時,對于原告主張逾期借款利息至被告‘實際給付之日’、‘實際清償之日’或者‘清償完畢之日’的,民事判決主文關于逾期借款利息的截止日期應統一表述為:以××為基數,自××日起至實際給付之日止,按××利率計算。

對于原告主張逾期借款利息至‘起訴之日’或者‘判決生效之日’等時間節點的,一審法院可以在立案、審理階段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程序中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關于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的計算方法的規定予以釋明,并在原告明確主張逾期借款利息至被告實際給付之日的前提下做出相應判決。”

2、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也于2016412日發布《關于遲延履行利息計算的規定(試行)》,其中規定:“……三、201481日以后的計算公式:1、一般債務利息的計算方式:以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方法進行計算。不論法律文書確定的一般利息的截止日期是到判決確定的還款日止還是到債務清償日止,一律計算至債務清償日止。生效法律文書未確定給付該利息的,不予計算(……201481日后不論法律文書如何確定一般利息的截止日期,均按判決確定的方法計算一般利息至清償日止);”

從以上規定來看,各地法院已經意識到實踐中存在“確定之日判決”和“還清之日判決”的混亂狀態,而且“確定之日判決”在2014年《解釋》發布后不應+再予適用,所以才會以發文的方式進行規范。其中,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把糾錯重心放在審判環節,要求審判部門(同時也前置到立案部門)規范判決主文中的表述方式,但這種做法存在的弊端是回避了對已經生效的“確定之日判決”如何糾錯處理的問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則將落腳點放在執行環節,即不管審判部門采用哪種判法,在執行階段都將一般債務利息“一律計算至債務清償日止”,從而也將已經生效的“確定之日判決”納入到糾錯范圍,但對審判環節應當如何判決懸而不論。

五、實踐中對“確定之日判決”的救濟途徑。

(一)法院系統內部的糾錯途徑。

1、在最高人民法院尚未發文的情況下,各地法院可以自行制定司法文件進行規范。

目前,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已有生效判決對“確定之日判決”進行了改判,但畢竟不是指導性案例,更無法達到司法文件(如批復、答復甚至解釋)的普遍適用性效果,地方法院可認為某一判決只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部分法官的個人意見而不予參照采用。因此,筆者認為,在最高人民法院尚未發文的情況下,各地法院可以參照上述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做法,自行制定司法文件進行規范。最妥當的方式是綜合上述兩個法院的做法,即從兩個方面進行要求:(1)審判部門在判決主文中對一般債務利息的終止時間統一表述為“至還清之日止”;即使當事人主張一般債務利息至“起訴之日”或者“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的,立案部門或審判部門也應當予以釋明。(2)執行部門在執行過程中,對于201481日之后的一般債務利息的終止時間,不管法律文書采用的是“確定之日判決”還是“還清之日判決”,一律計算到還清之日止。

2、法院執行局在具體案件實施執行行為時,對于未執結案件,201481日之后的一般債務利息的終止時間,不管法律文書采用哪種判決方式,一律計算到還清之日止。對于已執結案件,不再適用上述算法。當然,如果法院將“確定之日判決”的一般債務利息也計算到還清之日止,可能會遭到被執行人或者其他有利害關系債權人的質疑或異議,對此,法院可以作出如下解釋:

1)參照之前引用的(2017)最高法民申266號“天津市福信典當行有限公司與天津鑫茂科技園有限公司、天津鑫茂科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典當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對2014年《解釋》第一條中的“加倍計算之后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包括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進行擴大化解釋,即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由法院按照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基數、利率從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的次日起繼續計算至債務人履行完畢之日止,從而全面保護債權人的一般債務利息利益。

2)對2014年《解釋》第一條規定的“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方法計算”中的“方法”二字進行限縮性解釋,即該“方法”僅指“利率”,而不包括“起止時間”,所以非法定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僅計算至“本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并不影響遲延履行期間一般債務利息仍然可以按照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利率”計算至還清之日止。以上兩種解釋方式的切入角度不同,但結果殊途同歸。

(二)當事人的救濟途徑。

1、對于未生效案件,應當堅持提起上訴。

從筆者的執業所在地來看,在2015年間,就有不少律師意識到兩種判決方式的差異性,而且當時“確定之日判決”還是主流判法,但與法院的業務庭和執行局溝通后,最后仍不了了之,業務庭還是兩種判決混用,執行局則照單下菜,不同的判法就采用不同的算法。由于近幾年民間借貸市場疲軟,大多數民間借貸案件連本金都很難執結,遑論對利息的追索,這一問題也就一直沉在冰面之下。久而久之,律師收到“確定之日判決”已經習以為常,連提起上訴的意識都磨滅了,沒有斤斤計較的進行死磕。可以說,“確定之日判決”至今遺緒不除,與律師團體的不盡職有莫大的關系。如果律師們認真研究了最高人民法院前后發布的幾個司法解釋的邏輯關系,凡遇“確定之日判決”一律上訴,那么面對如此巨量案件上訴的燎原之火(參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自己作出此類判決的37.5%比例測算,每年全國作出“確定之日判決”的民間借貸案件高達幾十萬件),法院系統斷然不會坐視不理。但是,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筆者呼吁律師同仁對于“確定之日判決”不應放任不理,而要說服當事人堅決上訴,一直到最高人民法院以某種形式發話為止,比如發布指導性案例、對個案的答復、對請示的批復甚至出臺新的司法解釋等。

2、對于已生效案件的法律救濟途徑。

1)申請再審。

參照前述,律師可以說服當事人對尚在申訴期內的“確定之日判決”申請再審,鑒于該種判決確有錯誤,法院應當予以再審并作出改判。但是,各地法院作出的“確定之日判決”案件的數量龐大,如果只有單個或數起案件申訴,不排除法院擔心此口一開,后續案件將呈決堤之勢無法控制,從而不予受理再審申請或不予支持再審請求。但是,如果各地申請再審的案件數量巨大,也會形成聲勢浩大的局面,引起法院系統自上而下的轟動效應,并不得不采取前述的某種方式進行妥善處理。

2)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

可參照前述內容,不再贅述。另,對于已經超過再審申請期限或者再審申請被駁回的案件,可以通過檢察機關申請抗訴。但檢察機關面對數量如此之大的錯案進行抗訴,也需要一定的勇氣,不排除會采取與當地法院溝通、協調的方式,促成法院系統以內部途徑進行糾錯。

3)申請執行行為異議和復議。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和第二百二十七條分別規定了對“執行行為違法”的執行異議(程序性異議)和對“執行標的錯誤”的執行異議(實體性異議),前者由執行行為異議和復議途徑進行救濟,后者以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和上訴途徑進行救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第七條列舉了“執行行為違法”的情形,但對于執行法院計算利息錯誤的行為并未列舉在內。筆者認為,利息計算錯誤并不涉及到具體標的物實體權利的爭議,而是執行法院自身執行行為所致,可以排除執行異議之訴的適用,從而歸入到該規定第七條第一款第(三)項的“人民法院作出的侵害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合法權益的其他行為”情形中。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理解與適用》一書對第七條進行解釋時所引用的“青海銀行與東湖公司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例中,有一個爭議焦點是“終結本次執行程序期間應否計算遲延履行利息的問題”(P103-108),可見對于利息計算的爭議問題,應當納入執行行為異議和復議的范疇。另外,前面援引的(2017)最高法執復16號“武漢市國土資源和規劃局、時利和房地產開發(武漢)建筑有限公司建設用地使用權糾紛執行審查類執行裁定書”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將一般債務利息如何計算的問題作為當事人對執行行為異議不服的復議案件進行審查的,亦可作為印證。

綜上,執行法院認為“確定之日判決”項下的一般債務利息自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的次日起不能再計算的,屬于執行行為違法的情形,對此申請人可以向該院提出書面異議,如果該院審查后裁定駁回的,當事人仍不服可向上一級法院申請復議。

4)針對執行分配方案提出的異議。

《民事訴訟法》并未直接規定執行分配方案的異議和訴訟,這是司法解釋的創設,先是在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中首次作出規定,之后在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下稱2015《民訴法解釋》)第五百一十一條和第五百一十二條進行了重復性規定,但實際上后者對該制度的規定發生了重大變化。筆者認為,應區分一下三種情形來分析:

第一,如果法院未就執行款項的分配制作方案,只是單純的向申請人撥付執行款時不予計算一般債務利息,則此時并無執行分配方案的事實存在,申請人提出的還是執行行為異議和復議。

第二,綜合理解2015年《民訴法解釋》第五百零八條至第五百一十六條的規定,執行分配方案異議和訴訟的適用主體中的被執行人只能是自然人和其他組織。在此情形下,還要繼續審查一般債務利息不予計算這一情形屬于實體異議還是程序異議。實體異議是債權人或被執行人對分配方案確定的參與分配各債權人的債權真實性或者數額、分配順位提出的異議。執行法院對實體異議應當通知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債權人或被執行人,其他債權人或被執行人提出反對意見的,異議人可以提出反對意見的其他債權人或被執行人為被告,向執行法院提起分配方案異議之訴。程序異議是債權人或被執行人認為執行法院適用分配程序錯誤或者在分配程序中存在違法而提出異議,執行法院應當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按執行行為異議進行審查,當事人不能就此提起分配方案異議之訴。一般債務利息的計算錯誤是執行法院計算錯誤導致的,屬于執行行為異議,而非參與分配程序中對執行分配方案的異議。[6]故此,即使在參與分配程序中,執行法院在其制作的執行分配方案中對一般債務利息不予計算,債權人提出的異議本質上應納入執行行為異議和復議的范疇。

第三,被執行人是企業法人的情形下,如果適用執轉破審查并進入破產程序,債權人可向管理人申報債權并要求對“確定之日判決”項下的一般債務利息予以計算,管理人不予計算的,債權人可以向破產案件的受理法院提出破產債權確認之訴。如果不進入破產程序,應根據2015年《民訴法解釋》第五百一十六條的規定按照順位對債務進行清償,此時制作的是債務清償方案而非執行分配方案,如執行法院在債務清償方案中不予計算一般債務利息的,參照之前的分析,仍應屬于執行行為異議和復議的范圍。


【注釋】

[1] 比如,如果借貸雙方約定的年利率超過24%且未實際支付利息的,法院可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六條的規定,按照年利率24%予以調整;如果借貸雙方約定了借期內的利率但未約定逾期利率的,法院可以根據該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支持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內的利率支付資金占用期間利息的主張。

[2]根據2014年《解釋》以固定利率的日萬分之一點七五計算,已經無法體現“倍”的內容了,“加倍部分債務利息”的稱謂已名不符實,筆者認為改稱“加罰部分債務利息”更為貼切,但畢竟《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稱謂未改,只能繼續沿用“加倍”的說法。

[3]需要說明的是,對于當事人沒有約定一般債務利息的情形(比如金錢給付義務為人身損害賠償金),按照2009年《批復》的計算公式,在判決指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強行按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二倍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但是,按照2014年《解釋》,這種情形下,申請人只能獲得日萬分之一點七五的加倍部分債務利息。這就是劉貴祥所說的可能會少算的情形。但我們認真思考后可以得出結論,盡管在此情形下申請人少獲得了利息,但實際上更加公平合理,因為在沒有約定一般債務利息的情況下,申請人因為金錢給付義務遲延履行造成的利息損失,應當參照同期銀行貸款基準利率計算(與日萬分之一點七五的固定利率基本相同),如果計算二倍反而增加了被執行人的負擔。

[4]福建博益律師事務所莫延輝律師在其《試析裁判文書對判決主文一般債務利息支付方式的表述》中,對福州、莆田、泉州、廈門、漳州、龍巖、三明、南平、寧德九個中級人民法院和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部分判決進行的實證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該結論。

[5]北京市京師(南京)律師事務所譚波律師在其《判決主文中利息期間未寫為“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時,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如何計算——一李某與陳某、某燈具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執行案為例》一文中,以借款合同糾紛為案由,通過檢索2017年度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7份生效判決文書,其中:判令支付利息至“實際給付之日”或“付清之日”的判決文書15份,占比62.5%;判令利息計算至“判決確定的給付之日”的判決文書9份,占比37.5%。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也一樣存在兩種判決方式混用的情形,但采用正確的“還清之日判決”的比例較高。

[6]該理由參照了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2017)粵0112執異126號“陳妙玲與廣州建萊銅業有限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秀麗實業總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執行裁定書”和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1執復38號“陳妙玲與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秀麗實業總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買賣合同糾紛等執行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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