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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評析

案例評析

從有效辯護的視角談律師的輕罪辯護
發布日期:2018-11-18 信息來源:管理員 作者:北京大成(福州)律師事務所 朱紀文

[內容提要]辯護人是否可以做起訴書未指控的另一個輕罪的罪名的辯護在理論和實務中都有爭議,從“無罪推定”和”不告不理”的原則看,辯護人好像變成了第二公訴人,但是如果辯護人僅僅針對指控罪名進行的無罪辯護會使得辯護過程無法充分地就量刑情節和證據進行舉證,從而喪失量刑辯護的寶貴機會,采取輕罪辯護的效果往往比無罪辯護的效果要來得好,可以最現實地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化的利益,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法》并沒有賦予辯護人輕罪辯護的職能,而實務中這確實是爭取有效辯護的一種很好的辯護方法。

[關鍵詞]  有效辯護  輕罪辯護   辯護策略

 

談到有效辯護,事實它是國外的法律概念,在中國,有效辯護并不是一個原生概念,因此,要想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有效辯護制度,必須從本源上搞清楚有效辯護的原初內涵。

在西方兩大法系,理論上可以將有效辯護分為廣義上的有效辯護與狹義上的有效辯護,前者主要指辯護權及其保障機制,包括立法、司法、律師職業文化等多個層面,聯合國有關文件就確立了刑事辯護的國際標準,歐洲學者也提出了有效辯護的評估標準;后者屬于美國法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關注律師辯護的質量,并確立了律師有效辯護的行為標準和無效辯護的認定標準。

一、有效辯護

在中國,對有效辯護的實踐和研究,近年來已逐漸成為刑法學術界及刑辯律師界越來越重視的話題。如何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辯護,成為中國刑事律師們共同需要研究的課題。

有效辯護原則,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層意思 :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刑事訴訟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應當享有充分的辯護權。二是應當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請合格的能夠有效履行辯護義務的辯護人為其辯護,包括審前階段的辯護和審判階段的辯護,甚至還應當包括執行階段提供的法律援助。三是國家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辯護權充分行使,設立法律援助制度,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的幫助。有效辯護至少有三個因素:自我辯護權、辯護人的辯護、法律援助。

有效辯護應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及時性。

辯護應該是及時的,“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有效辯護的及時性要求被追訴者享有被及時告知指控的權利,及時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第二,充分性。

辯護權要充分,這是有效辯護的核心內容,辯護人的辯護權利主要包括:調查取證權、閱卷權、會見通信權等,這些權利是辯護人法庭上辯護的先決權利,如果辯護人沒有這些權利或不充分享有,那么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護便會陷入“倉促上陣”、“無米之炊”的尷尬局面。只有這些權利得到充分保障,才能使辯護權得到充分貫徹。

第三,抗辯性。

辯護人的辯護能成為對抗控訴并獨立影響審判的力量這要求在訴訟程序上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訴訟主體地位視之。在辯護手段上要形成對抗性,為此立法應對控辯雙方舉證手段和責任作一定的協調,對取證困難的辯方有一定的傾斜,而對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控方予以謙抑。

第四,過程的持續性。

從辯護過程看,有效辯護不僅取決于審判階段法庭上的辯論和陳述,而且甚為關鍵的是偵查階段的辯護。因為偵查程序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而言,不僅偵查階段證據的收集對法庭上的辯論至關重要,而且也是“最危險和可怕”的階段。而從公平、公正角度審視,辯護還應當延伸至執行階段的法律援助。可以這樣說,辯護應該從刑事訴訟起動時一直貫穿著整個刑事訴訟階段。

如何才能實現有效辯護呢?需要從辯護觀念、職業倫理操守、業務技巧等方面進行努力和改變。如尋找法律依據的話,就應當是《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有效辯護一般的理解就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師通過一系列的辯護工作和辯護過程,讓辦案人員認可、接受、采納你的辯護意見,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一個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法律結果,這就是有效辯護,相對應的就是無效辯護。

二、輕罪辯護

從《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這個條款規定的內容來看,筆者的理解并沒有提到律師可以提出輕罪辯護的意見,但是在實務中,我們就經常碰到這樣的問題,比如:在被告人的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的場合下,如果辯護律師能夠進無罪辯護并取得成功,當然應被視為最佳的辯護結果,也符合委托人的最大利益,達到有效辯護的效果,但是如果辯護律師認為控方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基本沒有異議,該行為又確實符合另一較輕罪名的犯罪構成時,僅僅為其作指控罪名不成立的無罪辯護是否符合被告人的最大利益?比如去年底筆者接的一個二審案件,這個案件一審以集資詐騙罪判處了被告人黃某無期徒刑,筆者看了一審律師的辯護觀點主要理由是認為黃某的行為不符合集資詐騙罪的特征,其中還特別強調了黃某有具體投資的項目,有實際投資的行為,一審律師以不構成集資詐騙罪做了無罪辯護,但是這個案件的涉案事實是被告人黃某的確向社會不特定多數人集資了將近三個億的資金,直到案發還有將近三千萬的社會集資款沒有歸還借款人,那么這樣的沒有爭議的事實如果做不構成集資詐騙罪的無罪辯護,顯然被采納的可能性基本為零,在我們目前的審判實務中,在事實基本成立的前提下,這種以社會危害性而不是以形式違法性為核心的定罪觀使得辯護人所作的純粹的無罪辯護很難取得成功,辯護人必須尋找到一種能夠更為現實地維護委托人合法利益的辯護策略和方法。二審階段,筆者在和委托人以及黃某充分溝通,并取得同意的情況下我從輕罪角度進行辯護,認為黃某的行為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特征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如果成立則黃某量刑則可以改判至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目前二審還在審理中,但從和法官的多次交換意見中,主審法官也表示一審的判決確實偏重了。還有也是最近接的一個職務犯罪的案件,家屬和被告人一直堅持被告人是無罪的,但是被告人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其收受的是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和理由其社會危害性和違反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的事實是很明顯的,筆者認為該案可以構成另外一個輕罪即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但是家屬堅持無罪辯護的觀點,所以對這個案件的判決結果我們不樂觀。從以上兩個案件可以看到采取輕罪辯護的效果往往比無罪辯護的效果要來得好,可以最現實地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化的利益,但是《刑事訴訟法》并沒有賦予辯護人輕罪辯護的職能,而實務中這確實是爭取有效辯護的一種很好的辯護方法。辯護人是否可以做起訴書未指控的另一個輕罪的罪名的辯護在理論和實務中都有爭議,從“無罪推定”和”不告不理”的原則看,辯護人好像變成了第二公訴人,但是如果辯護人僅僅針對指控罪名進行的無罪辯護還會使得辯護過程無法充分地就量刑情節和證據進行舉證,從而喪失量刑辯護的寶貴機會。由于我國定罪和量刑程序合一的庭審結構,對于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和辯護律師作無罪辯護的案件,法庭一般都要先解決定罪問題,然后再進行量刑問題的調查和辯論。而辯護律師一旦選擇作無罪辯護,往往就忽視量刑情節(尤其是酌定量刑情節)的搜集與提供,也沒有再做量刑辯護的可能了。這種對無罪辯護的理想化追求還會導致無法充分進行量刑辯護,從而既不能獲得無罪宣告,也無法獲得量刑上的從輕處罰,給被告人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

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看:第二百四十一條 對第一審公訴案件,人民法院審理后,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作出判決、裁定:(一)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成立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應當按照審理認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決;從這些條款的內容可見,司法解釋給予了人民法院變更起訴罪名的權利,并不是以”無罪推定”和“不告不理”為原則,由此,我們辯護人提出輕罪辯護的意見也與司法解釋相吻合。

由此筆者從這兩個案件中得到的思考是:作為辯護律師制定訴訟策略時,不要輕易下無罪的結論,畢竟一個案件經過了幾道司法程序最終到了法院,錯案的概率少之又少,每個律師的職業生涯有那么一兩個無罪的案例既是能力也是運氣的體現,在無罪辯護和量刑辯護的中間地帶,采取輕罪辯護的辦法是實現有效辯護很好的策略。

三、輕罪辯護的常見辯護策略

(一)、主觀要件辯護法:故意犯罪---過失犯罪

被告人實施某一行為時的主觀心態,反映了其中惡性的深淺,決定的犯罪行為的性質,刑法對于不同心態的犯罪,配置的差別巨大的法定刑。故意犯罪的法定刑涵蓋了全部的刑種,直至死刑,而過失犯罪,法定最高刑為七年有期徒刑,對于存在故意、過失之別,主觀心態難以認定的案件,辯護律師應該多從主觀方面下工夫 。    

     案例:故意殺人罪辯護過失致人死亡罪

兩罪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結果,區別在于主觀心態的不同,故意殺人罪是嚴重的暴力犯罪,法定刑包括而且首選死刑,然后才考慮無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過失致人死亡罪,法定最高刑為七年,多數案件中,主觀方面較容易判斷,但也有些案件較難區別。

被告人陳某,系出租司機,以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被逮捕,經審理查明:被告人陳某于某年某月駕駛出租車拉載乘客張某,當車開至某大橋路口時,張某所乘坐的出租車副駕駛位置起火,陳某隨機下車后用中控鎖將車門鎖住防止陳某逃跑,然后撥打110等待警察處理,火勢增大以后,陳某撥打119報警,但未施救,后張某自行打開副駕駛車門,倒在車門旁死亡,被告人陳某在現場歸案,現場起獲中控鎖一把。

在法院審理期間,存在故意去殺人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之爭,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陳某的行為構成間接故意殺人罪,理由是被告人陳某看到出租車副駕駛座位起火以后,認為是張某所為,為了控制張某,把中控鎖鎖住,置他人生命于不顧,在火勢增大后,其明知張某被困在車內遭受生命危險,有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未積極救治,致使被害人被燒死。其主觀上對被害人死亡結果存在放任的故意,構成故意殺人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陳某的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陳某對張某被燒死的結果不存在放任的故意。陳某在認為是張某點火的情況下。為了控制住住被害人。用中控鎖鎖住被害人,作為一個正常人其應該預見到被害人被燒傷甚至燒死的可能,但是這種可能性只是偶然可能性。因為存在著阻礙被害人燒死的主客觀條件,被告人陳某對被害人被燒死的結果不是希望或者愿意看到的,案發時間,被害人行為表現,以及被害人引起火災的現實可能性都給被告人陳某增加了心里壓力影響其對自己行為性質的合理判斷,其在出現火勢不大的情況下,控制被害人的行為具有很強的原因力,鎖車行為完全排除其間接故意殺人的可能性,從主客觀的角度都不能用間接故意殺人來評價。盡管陳某鎖車的行為本身不存在致人死亡的間接故意,但是其行為對死亡結果來說是過失的。其已經預見到自己鎖車行為致人燒死的可能性,但是過于自信阻礙條件的作用而致他人死亡,雖然案發時間。被害人等因素使得在緊迫的時間內被告人對行為的合理判斷受到影響。但是正是因為案件的突發使得被告人輕信被害人不可能被燒死。不料因為爆燃造成致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從后續的行為看。陳某說車以后及時報警,請求警方來處理,這是一種正常的處理方式。在火大以后又撥打110求助火警并拿出滅火器給救火人員。從這些行為看陳某不僅僅是不希望被害人死亡更是希望不死亡,不能簡單的認為大火變大后被告人沒有自己去救助就是放任他人死亡的行為。要結合案件事實從案發時客觀的現實條件來客觀評價,整個案件過程十分短暫,案發突然,被告人緊急撥打電話。沒有意識到爆燃的發生,火勢瞬間爆發,變得難以控制,被告人緊急求助火警。這時路過群眾趕來救火,被告人提供滅火器,在火勢變大到有群眾救助的時間非常短暫,被告人在精神緊張期間很難就做出合理行為,不能強求每個人都這么理性行為,要考慮安排案發時的時間和場景,正如被告人所說的那樣“看到火大了,我都蒙了”,基于“法律不能強人所難”的原則,應該給被告人行為一個科學公正的法律界定,基于上述考慮,法院最終還是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對被告人定罪,這種結果也是更能為社會,尤其是被告人所接受,也是律師運用輕罪辯護成功為被告人獲得輕判的成功辯護案例。

(二)、行為方式辯護法:占有型犯罪---使用性犯罪

   對于財產為對象的犯罪而言,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占為己有的心態是區分此罪和彼罪的重要標準。在這類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構成要件的內在要素,能夠決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行為人主觀上試圖變他人所有為自己所有。改變財產的權利屬性,沒有歸還的打算。在這種心態支配下,會任意處置他人的財產,造成的后果也相對更為嚴重。以非法使用他的財產為目的的犯罪,行為人并非要改變財產的權利屬性,而只是暫時地使用他人的財物,具有用完后返還的打算。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行為人會妥善處置財產,多數是因為客觀原因導致無法返還。主觀目的不同,導致行為人主觀惡性存在較大差別,在立法上體現為法定刑的差別。對于占有為目的的犯罪,法定刑相對較高,最高刑可以達到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部份罪名還有死刑。以使用為目的的犯罪,法定刑相對較輕,最高刑只有到十年有期徒刑,有的罪只有七年有期徒刑。

辯護律師,在此類案件中應重點關注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對于本來只是使用型犯罪而公訴機關指控的占有型罪名的,要全力爭取罪名的變更。主要是方法是分析論證的辦法,因為認定為占有型犯罪,需要公訴機關證明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辯護人要在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基礎上分析出證據達不到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如有可能收集調取方向證據。

   具有這種占有使用區別關系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幾種: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區別,職務侵占罪與挪用資金罪的區別,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區別,貸款詐騙和騙取貸款罪的區別。

    案例:職務侵占罪變更為挪用資金罪

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蘇某在20129月至201210月間。利用其擔任北京某公司財務部會計并負責該公司某高速公路建設項目審核的職務便利先后私自將公司存入其個人銀行賬戶用于繳納該項目的稅費款轉出用于個人揮霍,共計人民幣四十九萬元。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蘇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司財產數額巨大,應當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對該案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蘇某職務侵占四十余萬元。根據當時的定罪量刑標準應當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如果認定其為挪用資金罪,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兩罪的區別主要在于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構成職務侵占罪,就有責任證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縱觀公訴人提供的證據并不能證明這一目的的存在,涉案錢款是單位同意轉入蘇某個人賬戶。被告人蘇某使用錢款后并沒有采取相應的手段來掩蓋這一事實,而是主動向單位投案說明情況,其客觀表現更符合挪用資金后的心態。在本案中辯護律師,不需要主動調取證據,通過充分分析論證就可駁倒檢察院的指控取得良好的辯護效果。最后,法院以挪用資金罪判處蘇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三)、主體身份辯護法:特殊主體--一般主體

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犯罪主體,包括特殊主體和一般主體。對于特殊主體的犯罪而言,要求行為人具有特定的身份。如果沒有該身份證,則不構成該罪,對于客觀方面的案件事實,不同的犯罪主體,刑法設置的法定刑不同,量刑結果不同,辯護人要緊緊圍繞著被告人的主體身份,根據不同罪名的法定關系確定辯護思路。主體身份辯護主要適用對象有貪污罪改為職務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改為盜竊詐騙罪,受賄罪改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辯護為無罪。

案例:受賄罪辯護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張某擔任北京市某機電設備檢驗所索檢中心檢驗室主任期間,于20068月至20071月,為北京某索道設備有限公司的索道工程項目檢測提供幫助,多次收受該公司的賄賂款共計人民幣80500元,被告人張某被查獲歸案后,公訴機關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張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基本事實不持異議,但辯稱其擔任檢驗室主任期間。沒有明確的職責范圍和要求。主要負責現場檢驗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其實你不構成受賄罪。其辯護人的意見為:張某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其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為北京某索道設備有限公司提供幫助。其收受財物屬于不當行為,不構成犯罪。

在本案中,一審法院認定張某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數額為八萬余元,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沒有法定情節的情況下,即使其退贓悔罪最低也得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由于判處五年以上徒刑不符合宣告緩刑的條件。二審法院認為:被告人雖然在國有企業任職,但是其從事的不是公務,不能按照國家工作人員論處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其收受賄賂只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構成該罪數額八萬余元,量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宣告緩刑,這一認識上的差別對被告人的量刑具有巨大的反差,辯護人對于這類案件要在充分占有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會議紀要等資料的基礎上充分論證,爭取有利于被告人的結果。

(四)、犯罪手段辯護法:暴力型犯罪---平衡性犯罪。

犯罪的手段不同,在主觀上反映出行為人的惡性程度不同,給被害人造成的感受不同,在客觀上對被害人的侵害不同。犯罪后果也不一樣,對暴力性犯罪,由于嚴重侵害了他的人身權利,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法定刑較重,對于那些平和型的犯罪,法定刑相對較輕。辯護律師應該根據案情作相應的辯護,爭取從暴力型到平和型的轉換。我國刑法中存在暴利型到平和型轉換的罪名主要有:搶劫變為搶奪、盜竊、敲詐勒索;敲詐勒索變為詐騙;強制猥褻侮辱變為侮辱。

(五)、犯罪目的辯護法:特殊目的--一般目的。

犯罪目的是犯罪主觀方面的一個要素,但不是必備的。有些犯罪需要有特定的犯罪目的,而多數犯罪不需要有特定的目的。有些客觀表現相似的犯罪,決定其最終性的主要在于犯罪目的。對于具有特定目的的犯罪,其犯罪事實的外延會包含沒有特定目的的犯罪的外延。所具備的犯罪因素更多,往往法定刑較重。但是是否具有特定目的,又需要通過客觀行為來分析,辯護律師要善于否定特定目的的存在,做輕罪辯護。

我國刑法中需要以特定目的來區分犯罪的主要有以下幾種:強奸(未遂)辯護為強制猥褻;綁架辯護為非法拘禁罪,傳播淫穢物品牟利辯護為傳播淫穢物品罪。

(六)、犯罪形式辯護法:組織性犯罪--松散型犯罪。

刑法規定的犯罪中,有一些是表現為一定的組織性,可以稱之為組織性犯罪,組織型犯罪一般具有人數眾多的特點。而且會有一定的長期性,具有反偵查能力,所以社會危害性更大,法定刑相對較高,組織型犯罪和與之對應的松散行犯罪,在客觀上都是危害社會的行為,且具有刑罰可罰性。一旦被認定為組織型犯罪,社會公眾及司法機關對其否定性評價往往更嚴厲。一些從寬處罰情節也得不到很好的體現,相反從重情節容易被放大,辯護律師應當從犯罪行為是否具有組織性,組織的嚴密程度,一貫表現等方面反駁,爭取獲得較輕之罪。

存在這種組織型犯罪---松散型犯罪區分的罪名主要包含以下幾種:組織賣淫罪辯護為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組織偷越國邊境罪辯護為騙取出入境證件、運送偷越國境罪,開設賭場罪辯護為賭博罪。

(七)、客體區分辯護法:復雜客體犯罪---簡單客體犯罪

一般而言,對罪與非罪進行區分時,很少考慮犯罪客體,因為犯罪客體是暗含犯罪之中的一個要件,是根據其它幾個要件分析而得來的一個要件。從這個角度看,犯罪客體不應該與犯罪主體,主觀方面,客觀方面并列存在,因為這三個條件確定了,自然也就決定了客體的內容。但是,有些不同罪名的犯罪,在客觀表現上差別不大,難以區分,這時就需要采用倒推的方式,通過犯罪客體來區分犯罪。做這種辯護,需要律師有一定的理論功底,能從法律上,尤其是立法愿意上闡述罪名之間的區別。

需要犯罪客體來區分罪名的情況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尋釁滋事罪辯護為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辯護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

(八)、單位犯罪辯護法:自然人犯罪--單位犯罪

《刑法》規定的單位犯罪,理論界和實務界均認為單位犯罪具有三個特征,1、代表單位意志,即所實施的行為是單位意志的體現,至于單位意志的形成方式在所不問。2、以單位名義,即行為是以單位名義而不是個人名義實施的,犯罪行為的對方也認識到是與該單位打交道,而不是與個人打交道,3、為了單位利益,即行為的目的和利益歸屬均為單位,而不是為了謀求個人利益,這三個特征要求同時具備缺一不可。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有兩種情況不以單位犯罪論處,1、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的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2、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單位犯罪的法定刑設置存在兩種情況。其一是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處罰相同,其定罪量刑標準一樣。其二是單位犯罪的處罰輕于同等的自然人犯罪,表現為定罪量刑的相應標準更高,在第二種情況下,如果把指控的自然人犯罪辯護為單位犯罪,則量刑將會明顯減輕,即使在第一種情況下,如果能夠把自然人犯罪辯護為單位犯罪,法院在量刑時自然也會判處相對較輕的刑罰。因為人們基于樸素的感情都認為,被告人是為了單位而實施的犯罪,個人也沒有獲利,量型不宜太重,對檢察院指控的自然人犯罪,如果其中存在單位的因素,辯護律師,應當結合單位犯罪的三個特征進行分析,爭取獲得單位犯罪定罪的效果。 

四、采取輕罪辯護策略需要注意的問題

最后,我們在采用輕罪辯護時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首先,必須滿足案件事實成立無異議的條件,只有當指控的“事實”成立的前提下罪名的輕罪辯護才真正有利于被告,如果指控的事實根本不成立,如被告人根本沒有實施過任何指控的行為,則罪名的輕罪變更實際上就由從重到輕的辯護演變為從無到有的辯護,不但不利于被告,辯護律師反而由于承認并不存在的事實而充當了實際意義上的公訴人,從而損害了被告人的利益。

其次,必須滿足涉案事實范圍是相同的。辯護人在進行罪名從輕辯護的時候,只應根據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選擇更輕的罪名進行辯護,而絕對不能在起訴書之外提供新的犯罪事實,并據此變更罪名辯護從否則就等于代為行使了公訴職能。

最后,必須被告人同意。畢竟被告人是辯護權的當然享有主體,經其授權,辯護人才有權行使辯護權。被告人對每種法律后果的偏好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有的被告人可能更為看重罪名本身的否定性評價,而有的被告人則更為看重量刑幅度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影響,辯護人必須事先就該訴訟策略征求被告人本人意見,只有當被告人愿意放棄無罪辯護的情況下,才可進行輕罪辯護,如果被告人堅持做指控罪名不成立的無罪辯護,則辯護人不得采取輕罪辯護策略。

結論

當前,刑事立法逐步完善,司法人員的專業水平也日益提高,辯護律師必須更為關注辯護的專業性,以扎實的法學功底,準確的案情掌握,正確的辯護思路,得當的辯護方法贏得最佳的辯護效果,辯護律師應當將有效辯護作為刑事辯護的第一追求,這種有效性,不僅表現在辯護意見被法院采納,同樣表現在辯護意見雖然未被采納,但對法院的判決結果產生了影響,為被告人爭取了一個相對有利的結果,輕罪辯護雖然在《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律師可以采取的辯護方式,但是作為實務中經常被使用的辯護策略,為律師爭取有效辯護提供了一種很好的辯護思路和路徑。

 

 

[參考文獻]

1、陳偉航:《挪用公款與借貸公款之區別》,載《律師世界》2010年第7

2、儲槐植:《我國刑法學中犯罪概念的定罪量刑》

3、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18輯)

4、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4)朝刑初字第3088號刑事判決書

5、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6、阮齊林著:《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

7、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

8、陳亮:《攻防之道、刑事訴訟控辯攻略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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