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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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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訴權審查思維的邏輯框架
發布日期:2018-10-29 信息來源:管理員 作者:福建名仕律師事務所 黃樂

 

【內容提要】行政訴訟案件中,“訴權”是行政機關用以阻卻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之訴的主要理由,也一直是實務界與理論界討論的重點。常見的討論多以訴權審查中的某一個理論點展開,鮮有全面、系統、邏輯的整體闡釋。本文立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2015年)》和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的規定,結合實務經驗對訴權審查規定的適用思維進行邏輯框架式梳理,以期幫助行政法務人員建立既見一葉,又見森林的認知思維以及由面及點的訴權審查規則的平衡適用實踐。

關鍵詞:行政訴訟  訴權審查  邏輯分層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為“《行訴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81號)(以下簡稱為《行訴法司法解釋》,行政訴訟的訴權審查內容分為四個方面:被訴行為(被訴行政行為存在且可訴)、原告資格(適格-利害關系)、被告資格(適格-誰作誰當)、時地條件(行政救濟先行之前置條件、起訴期限之時間條件、管轄法院之地點條件)。其中,“被訴行為”審查內容對其他三方面審查內容的審查思維起到導向性作用。

一、“被訴行為”審查內容

“被訴行為”審查內容包括“被訴行為客觀存在”與“被訴行為可訴”兩個方面。

1.被訴行為的客觀存在

依照《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起訴人在起訴時應當提交“被訴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存在的材料”,否則,法院將依照《行訴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否定其起訴行為合法性。

2.被訴行為具有可訴性

被訴行為的可訴性,自1990年行訴法施行以來,一直都是理論界與實務界重點討論的內容,2018年《行訴法司法解釋》結合實務經驗而增加了一些內容。《行訴法》和《行訴法司法解釋》采用“概括肯定+列舉否定”的立法方式對“可訴性”作出規定,“概括肯定”指的就是《行訴法》第二條、第十二條以及《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一款關于“有權……提起訴訟”“法院受理……訴訟”“……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的規定,“列舉否定”指的是《行訴法》第十三條、《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法院不受理……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下列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在適用實務中,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起訴人對“概括肯定”承擔舉證說明責任,主張“被訴行政行為不具有可訴性”的被告應當對“列舉否定”于個案中的適用承擔舉證說明責任。

以下將《行訴法》和《行訴法司法解釋》中關于“不具有可訴性”的規定進行邏輯分層:

第一層,非行政主體作出的公權力行為不適用《行訴法》而不具有可訴性。

《行訴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提起訴訟”,所以,那些“非行政主體”作出的公權力行為因不屬于《行訴法》的適用范圍,也就當然地不具有可訴性。

第二層,行政主體作出的公權力行為因被規定為不屬于“行政職權責能”的行為而被《行訴法》和《行訴法司法解釋》規定為“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行訴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認為……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所以,行政主體作出的“非行政職權責能的行為”也就當然地不具有可訴性。《行訴法》第十二條、《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列列舉了五項此類行為:1.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2.刑事司法行為,3.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4.協助人民法院執行的行為(因其核心是司法行為),5.信訪行為(本質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行使憲法權利的憲法行為)。另外,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是否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可否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意見》(法工辦復字〔20051號)的規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也不具有可訴性。

但是,要注意防止“以名代實”的錯誤適用,比如“以刑事偵查為名,以行政侵權為實”“以信訪處理為名,以行政職權實施為實”“以協助執行為名,以超越執行的行政職權為實”“以仲裁為名,以行政處理為實”。行政機關不能僅以“其名”而主張“不可訴”,還必須就“名實相符”承擔舉證說明責任,比如,《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七項對于不具有可訴性的“協助執行行為”作出除外規定“但行政執機關擴大執行范圍或者采取違法方式實施的除外”,應由行政機關向法庭舉證說明“不存在‘不可訴除外規定要件事實’”。之所以要求行政機關對“不存在-不可訴之除外規定”承擔舉證明說明責任,因為,其一,“不可訴”屬于被告的“主張利益”,其二,與“不可訴”相關的事實之證明材料與行政機關的距離最近,基于這兩個原因,應由行政機關對此承擔舉證說明責任。

第三層,行政主體作出的“行政職權責能”行為,首先被劃分為“事實行為”與“法律行為”,兩類行為的“可訴性”審查規則相同于“是否對起訴人產生實際影響”,不同于“法律行為”還特別適用“是否產生外部法律效力”規則。

首先,“法律行為”所特有的訴權審查規則,即《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五項所規定的“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訴權審查要件,它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大概念,運用“文義解釋”方法可將它一步進行邏輯分層:

①因屬“對不特定對象發布”而為“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即《行訴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規定的行政立法行為、規范性文件行為(即通常所說的抽象行政行為)。行政立法行為通過《立法法》來解決法律文件的沖突規范,規范性文件行為通過行政機關自我合法性審查和行政訴訟案件中規范性文件合法性審查來解決其與法律文件之間的沖突。

②雖然“針對特定對象”但系對內作出而為“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包括:《行訴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所規定的行政機關對其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決定,《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八項新增規定的行政機關內部層級監督行為。

實務中,被告非常喜歡用新增規定來否定原告訴權,比如最受社會公眾詬病的“政府會議紀要”,盡管社會公眾一致認為“政府會議紀要”應當被司法審查,但被告以及部分法院會以《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中辦發〔201214號)第八條第十五項關于“紀要。適用于記載會議主要情況和議定事項”[1]的規定來主張“議定事項仍然需要通過政府職能部門對外作出法律行為,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法律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的是職能部門的法律行為”,進而主張“政府會議紀要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

對此,原告方可以從如下方面進行反駁:其一,行政機關應對被訴行政行為是“內部層級監督行為”承擔舉證說明責任,依照《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八項所列舉的“聽取報告、執法檢查、督促履責”三類“內部層級監督行為”,所謂的“不具有可訴性”的“內部層級監督行為”應當是保持“內部層級監督行政職權責能”權力邊界的行為,表現在,該行為內容是與“聽取報告、執法檢查、督促履責”三類行為相類似的“工作部署(履責職能部門的認定、履責期限的指定)”和“執法檢查(雙檢查一公開)”,絕對不允許有超越“內部層級監督行政職權責能”邊界的屬于政府職能部門在經由法定行政程序后才能實施的“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事實認定或者內容確定)”的“行政職權責能行為”之內容,所以,被告應對被訴行政行為“未超越內部層級監督行政職權的邊界”、“未涉及‘針對特定對象’的‘具體權利義務(事實認定或者內容確定)’的行政職權責能范疇”進行舉證說明;其二,被告唯有在完成上述“未突破內部層級監督行政職權責能邊界”“并無職能部門之行政職權責能行為內容”之舉證說明責任的基礎上,才能適用《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第八條第十五項的規定來證明,被訴行政行為是“名實相符”的“內部層級監督行為”而為“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不可訴行政行為。

雖然“針對特定對象”且“對外”但并不發生行政行為確定力、公定力、羈束力、執行力之效力特征而為“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包括《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二、三、四、六項所規定的調解行為、行政指導行為、重復申訴處理行為、過程行為,其中前三項列舉在《2000行訴法司法解釋》已有規定,“過程行為”是本次《行訴法司法解釋》中新增加內容。同樣,被告應當就被訴行政行為“名實相符”“未超越‘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之行政行為職權責能邊界”承擔舉證說明責任。

其次,對“事實行為”以及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法律行為”所共同適用的“對起訴人產生實際影響”訴權審查要件,也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的大概念,可進行兩級邏輯分層:

①“對起訴人的‘法律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的訴權審查要件

依《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十項“對……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規定,如果法庭可初步判定被訴行政行為對起訴人的“法律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即可否定訴權,比如,起訴人在起訴時聲稱“被告的行為讓自己的情緒很激動”,且再無其他任何有關于“法律權利義務受侵害”的陳述主張,此時法庭即可否定其訴權。但是,法庭在初步判定中認為被訴行政行為“可能”對“法律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也并不代表法庭就一定會認定起訴行為合法而對被訴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而是會進入下一個邏輯層次的審查內容。

“對起訴人的‘合法權益’明顯產生實際影響”的訴權審查要件

.《行訴法》第一條“……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的立法宗旨規定以及“《行訴法》第二條“……認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提起訴訟”的規定,行政訴訟制度保護的是“合法權益”,與之相對應地,《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八項規定“……裁定駁回起訴……行政行為對其合法權益明顯不產生實際影響的”,此時,“實際影響”的內容就由“法律權利義務”限縮到“合法權益”。結合實務經驗,此種情形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起訴人請求司法保護的是“非合法權益”,比如,非法占地建房人對所占用土地上的規劃許可證提起訴訟,其請求保護的權益名義上是“居住權”,但實質上起訴人請求保護的是缺乏物權基礎的“非法占用土地”的非合法權益;其二,起訴人所主張的“行政爭議”已經通過行政協議或者其他方式得到解決[2],比如,被強拆人在強拆事實行為發生以后已經在“意思表示自由與人身活動自由”的環境條件下與行政機關簽訂了賠償協議,協議簽訂后又對強拆事實行為起訴請求確違,此時應認定起訴人已無合法權益受到實際影響而裁駁。

需要提示的是,“行為可訴性”審查要件下的“對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或者“對合法權益產生實際影響”,與“原告資格”審查要件下的“原告適格(適格-利害關系)”的審查內容存在重合,本文將在“原告資格(適格-利害關系)”部分再作闡述。

第四層,對于“事實行為”的訴權審查止于“實際影響”的要件審查,但對于“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法律行為”還有更進一層的審查規則,即是否被法律明文規定“不得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具體包括兩類:

①《行訴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的“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政行為,比如,行政復議法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的國務院和省政府勘定和調整行政區域的決定,國務院和省政府征收土地決定,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的對遣送出境等措施的行政復議決定。

②依《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九項關于“……裁定駁回起訴……訴訟標的已為生效裁判或者調解書所羈束的”規定,受“既判力”約束的行政行為。由于“既判力”規則,所以,法院“追加當事人”審理程序的合法性被要求得特別嚴苛:依照《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在必要共同訴訟中法庭應當依職權或者依申請追加共同原告,唯有被追加原告明示“放棄實體權利的”可不予追加,但對于“沒有明示放棄實體權利,只是不愿意參加訴訟”的應當追加為第三人;而在必要共同訴訟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中,法院應當依職權或者依申請將利害關系追加為第三人;如果法院未盡到“追加”的審判程序職責而作出生效判決、裁定或者調解書的,依《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三十條第三款的規定,未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可以對生效判決、裁定、調解書申請再審。

二、“原告資格”審查內容

“原告資格”審查內容可分為三項審查要件:原告的權利能力(即“以誰的名義起訴”的問題,對于非自然人要適用“登記主義”原則,即以國家登記的“人”的名義起訴),原告的行為能力(即“由誰來實施訴訟行為”的問題,實務中注意對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制度的嚴格適用),以及第三個方面,也是“原告資格”審查內容最重要的“原告適格(利害關系)”之訴權審查要件。

最高院在諸多判例中對原告適格(利害關系)[3]提出三層次的審查思維,依次為:1.原告有請求權基礎(原告向司法機關請求保護的是法律上的權利義務),2.原告必須主張的是自己的權益(不許原告提起他益訴訟和公益訴訟),3.原告自己的權利義務有可能受到被訴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對此,《行訴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有利害關系……有權提起訴訟”、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和《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三項“……提起訴訟時應當提交以下起訴材料……原告與被訴行政行為具有利害關系的材料……”等共同規定了,起訴人在起訴時必須提交證明材料來將“原告適格(利害關系)”法定要件具體化為案件事實主張。

然而,在“被訴行為可訴性審查”項下的“實際影響”部分已經分析到,無論是“事實行為”還是“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法律行為”,“實際影響”訴權審查要件項下,其第一層審查內容是《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十項的“對起訴人的法律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規定,第二層審查內容是《行訴法》第二條和《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八項規定的“對……合法權益明顯不產生實際影響的”的規定。這兩個審查層級中的“起訴人的法律權利義務”“起訴人的合法權益”在案件中是不能停留于“抽象概念”“概括表述”層面的,而是必須要求起訴人通過起訴證據所證明的案件事實把這些抽象概念“具體化”為“事實主張”。很顯然,在“可訴性”項下的“法律權利義務”和“合法權益”抽象概念相對應的具體化事實主張,也要用到用以證明“原告適格(利害關系)”要件事實成立的諸項證明材料。

如此看來,與“法律權利義務”和“合法權益”審查內容相關聯的法定要件分別為“被訴行為可訴性之實際影響”與“原告資格(適格-利害關系)”兩個部分,看起來這很象是《行訴法司法解釋》在司法解釋文件制定思維中存在的一個Bug[4],仍需由司法解釋機關后續打補丁予以解決。當前的實務大抵也只如如下操作來暫時解決這個Bug:首先,起訴人在起訴時如果沒有依照《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作到“提交與被訴行政行為具有利害關系的材料”的訴訟行為,法院當然可以以“起訴人未提交證據證明其為適格原告”的理由作出裁駁;假如起訴人提交了“利害關系證明材料”,則法院進一步依次審查“有無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受到實際影響”“有無合法權益受到實際影響”,再根據審查結論決定是否分別適用《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九項的規定作出裁駁。

三、“被告資格”審查內容

“被告資格”也同樣要適用“資格三要件”規則,即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與最重要的被告適格性規則(被告的適格性的判定規則為“誰作誰當”)。一般來說,“被告資格”是由法院依職權審查確認,當法院認為起訴人所列被告不正確,會啟動“變更被告釋明”司法審查職權,如果起訴人拒絕變更則法院裁定駁回其起訴。

1.適格被告的前提是其應具備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

《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二十條第一款“行政機關組建并賦予行政管理職能但不具有獨立承擔法律責任能力的機構”作出的行政行為,由組建該機構的行政機關為被告,如政府中的“危改辦”“歷史問題處理小組”“聯合執法組”等,該條規定反映的正是具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以及隨之產生的獨立責任能力的行政主體才能成為獨立訴訟主體、獨立實施訴訟行為的法理。

仍有特別規定,即《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二十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行政機關內設機構、派出機構、其他組織”,其中的“內設機構”與“派出機構”可能不具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但是因為“法律授權行政管理職權責能”,故《行訴法》和《行訴法司法解釋》規定它們具備訴訟行為能力。

2.被告適格性的判定標準是“誰作誰當”

被告適格性之“誰作”也因“事實行為”和“法律行為”而不同。

首先,對于“法律行為”的“誰作”判定分為兩個思維層次:

①以“在對外生效法律文書上署名”為“誰作”的證據,比如《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十九條規定“經上級機關批準的行政行為”以“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的行政機關”為被告,比如,《土地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經批準的建設項目需要使用國有建設用地的,建設單位……提出建設用地申請,經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審查,報本級人民政府批準”,就是典型的“經上級機關批準的行政行為”,應以向申請人(建設單位)作出批準書上署名的行政機關(可能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也可能就是政府自己)為適格被告。

②還需要進一步審查“在對外生效法律文書上署名”的行政主體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權力來源,以權力來源為確定適格被告的最終規則。個案中的行政權來源,或者是法律授予(包括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責的法律規定,和法律、法規、規章對行政機關內設機構、派出機構和其他組織的授權兩個部分),或者是行政委托。行政委托之下,應以委托行政機關為被告,即《行訴法》第二十六條第五款、《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

運用前兩個邏輯層次對《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十九條的適用解析

適用《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十九條時要注意如下三點:

其一,必須是“法律行為”之訴而不能“事實行為”之訴,方具備適用《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十九條關于“以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被告”的規定,因為,“事實行為”在客觀上不存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的情形。

其二,“上級機關批準”應當符合“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的原則,即上級機關所批準的被訴行政行為必須屬于“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之行政機關的法定職權責能范圍,此時“上級機關的批準”或有法律上的規定(比如《土地法》第五十三條),或者沒有法律的規定而僅為行政機關內部管理的需要,無論何種情形,均適用《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十九條“以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被告”的規定。

其三,如果被批準的行政行為在法律上屬于“上級機關”自己的行政職權責能范疇,則“上級機關批準”的行為應被視為“無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行政委托”,此時應當適用《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以“上級機關”為適格被告,不能適用《行訴法司法解釋》第十九條的規定。

其四,如果“上級機關”與“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之行政機關均無被訴行政行為的行政職權責能,結合《行訴法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八項的規定,如果上級機關不能證明“僅限于而未突破內部層級監督之職權責能范圍”,那么,應適用《行訴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視為上級機關與“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之行政機關為共同被告。

其次,對于“事實行為”的“誰作”的判定:

事實行為的“誰作”很簡單,就是以在確定時間、確定地點的實際實施行為人為適格被告。然而,在事實行為之訴訟案件中,最容易發生被告以“被告適格性”要件對抗司法審查的現象。一般來說有兩種情形,其一,行政機關指派或者默許某個非行政主體(一般是私權利民事主體)來實施事實行為以期轉嫁行政訴訟風險,其二,行政機關指派或者默許下級行政機關來實施事實行為以期降級級別管轄。有些司法機關也會簡單地以“無證據證明系被告所為”而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這種作法非但不能“解決行政爭議”,相反,它只會擴大爭議和制造爭議,催促社會公眾情緒強度升級,實不可取。對此,可以參考最高院在許水云訴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政府案例[5]中反映出來的審理思維,來應對被告對司法審查的對抗逃避策徊:

第①步:檢索并鎖定與事實行為相對應的“行政職權責能”行政主體為被告。

案例中,最高院認為,因為《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規定市、縣級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房屋征收與補償工作,市、縣政府確定的房屋征收部門組織實施本行政區域的房屋征收與補償工作……所以,“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過程中,有且僅有市、縣級人民政府及其確定的房屋征收部門才具有依法強制拆除合法建筑的職權”。

步:被告無法就“被告不適格”完成舉證說明責任時,視為行政委托成立。

案例中,最高院認為,鑒于政府及征收部門才有在征收過程中強拆職權,所以,“除非市、縣級人民政府能舉證證明房屋確系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由相關民事主體違法強拆的,則應推定強拆系市、縣人民政府委托實施,人民法院可以認定市、縣級人民政府為實施強制拆除的行政主體”。

四、“時地條件”審查內容

“時地條件”包括兩個時間條件與一個地點條件。時間條件又細分為兩個方面,其一為行政救濟先行的訴訟前置條件,一般來說就是法定復議前置,但還包括其它情形(如土地法……政府先行處理)或者其他用語(如裁決,其本質上就是復議),其二是起訴期限條件,在《行訴法》和司法解釋中的一般規定(20年,5年,1年,6個月,15天)和其他法律、法規中的特別規定,如國家賠償法……和專利法第四十一條的“3個月”規定,土地法……的“30天”的規定。地點條件指的就是管轄法院,遵循從地域管轄(以及從地域管轄發展出來的交叉管轄)和專屬管轄到級別管轄的梳理原則,以及其他的指定管轄、管轄權轉移等的管轄制度。

結語:

在美國法律制度中樣存在著相類似的“……司法審查門坎(threshold of juddicial reviwe),只以通過門坎才能登堂入室。只有符合受理條件的案件,才能得到法院的審查”[6],的司法審查受理制度,包括“司法審查非被排除”“合格的當事人之原告的起訴資格”“合格的當事人之合格被告”“提起訴訟的時機之成熟原則”“提起訴訟的時間之窮盡行政救濟”等內容。基于《行訴法》第一條所規定的“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合法權益、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行政訴訟法立法宗旨和行政訴訟審查目標,中國司法機關必須在由恒定被告代表的“公共利益”與恒定原告代表的“私權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維護平衡界限,所以,與民事訴訟相比,行政訴訟中的訴權審查是特別重要的審查任務。借著對2018年《行訴法司法解釋》的學習機會,特將《行訴法》以及《行訴法司法解釋》中的分條分項規定,結合實務經驗,進行邏輯結構的梳理,以利于分享、學習、交流和適用!

 

【作者簡介】

黃樂,福建名仕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自19966月執業至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中南政法學院)法學學士,本科學歷。

聯系地址:福建省 福州市 南江濱西大道中庚·紅鼎天下1號樓16層 福建名仕律師事務所

郵政編碼:350007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聯系電話:138 6060 7555

 



[1] 在被廢止的2000824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中為第九條第十三項。

[2] 2015年《行訴法》第一條增加規定了“……解決行政爭議……”的立法宗旨,改變以往不問爭議解決否的單向度審理思維以及所造成的案結事不了的審查后果,所以,應當立足于行政爭議解決否來判定起訴人有否現實的合法權益可予保護,以減少訴累,提高訴訟效率。

[3] 參考案例:臧金鳳訴安徽省宿州市碭山縣人民政府(2016)最高法行申2560號行政裁定書

[4] 解釋說明:當然,無論是以原告適格(利害關系)還是以行為可訴為由,最終都是作出裁駁結論。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似乎是沒有必要去較真的,然而,從法律文件的邏輯性、科學性來看,立法機關與司法解釋機關應當解決這個規定上的BUG。畢竟,同樣的結論,但因為訴權審查要件的不一致,導致其作出裁駁所適用的法條也是不一致的,最終會導致全國法院就同樣的問題作出不同分析的司法實踐的不一致

[5] 2017﹞最高法行再101號行政判決書,以下案例中……”起始段落中的引文均來自于該判決文原文。

[6] 《美國行政法下》,作者王名揚,書號:ISBN 7-80083-201-5/D·186,第6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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