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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中受讓人善意認定的司法實證研究 ——以北京市全樣本判決書為分析基礎
發布日期:2018-10-29 信息來源:管理員 作者:國浩律師(福州)事務所 陳榕童

摘要



      善意取得的認定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如何認定受讓人善意的問題,筆者在實證研究中發現我國司法裁判往往后置善意判斷時點,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頒行之前已將善意認定標準提升到受讓人無重大過失的程度,且存在著司法裁判者所認定的社會一般人之注意義務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的問題,總體而言對受讓人構成善意的要求還是比較嚴苛的。本文主要從受讓人善意的判斷標準、判斷時點以及對受讓人善意的舉證責任負擔入手,分析上述現象的成因,提出了善意取得中受讓人善意認定的方法路徑,即以遵循法律規定為前提,增強對受讓人群體的同情式理解,以解釋法律和當事人間舉證責任負擔等方式實現原權利人與受讓人之間利益的平衡。
關鍵詞:善意取得 善意判斷標準 善意認定
引言
      在善意取得的認定中,很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判斷受讓人善意。這不僅涉及到如何用客觀化的外在行為去判斷當事人內心的主觀狀態,還涉及到善意判斷中如何解釋法律以及當事人之間舉證責任如何承擔的問題。因為善意取得制度并非僅僅旨在維護交易安全,保障受讓人對登記或占有等權利外觀的信賴,還有平衡原權利人與受讓人之間利益的功能。在論述有關問題的文獻中,多從善意的判斷標準、原權利人與受讓人間的舉證責任負擔以及善意的判斷時點等角度進行規范層面的論述,但是缺乏對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受讓人善意的實證研究。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的出臺,本文以北京市全樣本司法裁判文書為分析基礎,開展對受讓人善意問題的司法實證研究,揭示司法實踐中認定受讓人善意時存在的規律及問題,而后對其成因及改進方式進行理論上分析,最后提出了司法裁判中如何認定受讓人善意的方法建議。 
    一、 案例數據統計與分析
      本文案例來源數據庫為裁判文書網。囿于時間及篇幅限制,筆者目前僅對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從2011年至2016年6月的裁判文書進行了全樣本分析。通過檢索關鍵字“本院認為:善意取得”,將裁判文書類型限制為判決,案由限定為“民事”,得到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的判決354份。通過對354份判決的進一步分析,其中有76份適格案例以善意取得中善意的認定作為爭議焦點,下述的數據統計均以此為分析樣本。
(一)司法實踐中判斷受讓人善意的考慮因素
 
圖1.1 法院判斷受讓人善意的考慮因素
 
圖1.2 各善意認定因素在樣本中所占比例
      從圖1.2中可以看出,法院在認定受讓人是否善意時,不動產登記的權利外觀是主要的考慮因素之一,所占案件比例達到了21%。因為不動產登記的權利外觀彰顯了不動產的物權歸屬,受讓人在無其他證據證明其有惡意時,主張其對不動產登記簿的信賴,一般都被推定為善意。而且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登記狀況多作為法官認定受讓人善意的主要因素,有時由于案情中對其并無爭議而未將其寫入判決書中,造成其統計結果數據可能與實際審判情況有所出入。
除了不動產登記的權利外觀,有30%的案件在認定善意時還考慮了受讓人是否盡到審慎審查義務以及當事人之間的交易是否符合一般交易習慣與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此處的審慎審查義務并非指對不動產登記簿的審查,而是多指是否對轉讓人的婚姻狀況以及對涉案不動產的實際狀況進行審查。如 “訴爭房屋雖已過戶至成淑琴名下,但成淑琴認可其在簽訂及履行房屋買賣合同過程中,實際并未至訴爭房屋內進行現場看房,該合同履行過程并不符合一般民事商業交往慣例及經驗法則。” 判決中多通過考慮當事人在交易時是否盡到審慎審查的義務,去判斷受讓人受讓動產或不動產時是否存在重大過失,若具有重大過失,則認定受讓人非善意。由此可見,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頒布施行之前,很多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將受讓人非善意的判斷標準提高到“無重大過失”的程度,即受讓人不知且不應知轉讓人無權處分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善意取得中的善意。
      (二)司法實踐中判斷受讓人善意的時點往往被后置
      在善意取得的善意認定中,《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十八條區分動產、不動產以及各種觀念交付的情況(除占有改定)對善意取得中善意的判斷時間進行了清晰的規定。 通過對上述76份適格案例判決的梳理,其中只有6份即僅有占樣本7.9%的判決中提及了善意的判斷時點,分別是:“辦理抵押之時”、“購買涉案房屋時”、“交易時”、“簽訂及履行房屋買賣合同過程中”、“取得該物權時”以及“處分夫妻共同財產時” 。其中除了“辦理抵押之時”時間點比較明確,其余五種表述均為有一定時間跨度的時間段,而非一個清晰的時間點。由于沒有一個明確的結點標志上述時間段的結束,受讓人只要出現非善意的表征就往往被法院認定為不構成善意取得,而通常不會界分受讓人非善意的狀態是出現在動產交付、不動產登記之前還是之后,由此可見《物權法司法解釋一》頒行之前因為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司法實踐中善意的判斷時點常被后置,使受讓人構成善意取得的實際條件變得更加嚴苛。

      (三)司法實踐中認定受讓人善意的標準多為無重大過失
 
圖1.3 善意取得中善意的判斷標準樣本統計
      在上述適格案例中,僅有2份判決是以受讓人不知出賣人無權處分為標準,推定受讓人善意。 而絕大部分的法官在判斷受讓人是否善意時,都已經將無重大過失作為認定標準。他們通過在判決中論證受讓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一般交易習慣、是否核實受讓物的真實權利狀況、是否盡到了基本的注意義務等去判斷受讓人有無重大過失,在受讓人有能力知道且較容易知曉轉讓人無權處分的情況下,若受讓人實際不知,仍構成非善意。故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正式頒行之前,司法實踐中也已經將受讓人善意的認定標準提高到了受讓人不知且不應知轉讓人無權處分的程度。

      (四)司法實踐中受讓人善意的舉證責任負擔問題
 
圖1.4受讓人是否為善意的舉證責任負擔樣本統計
      善意取得中對受讓人是否為善意的舉證責任分配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尤其在原權利人與善意受讓人所當庭提交的證據都無法達到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高度概然性標準時,負舉證責任的一方就要承擔舉證不力的敗訴后果。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頒行之前,76份適格案例中僅有24份也就是31.6%的案件判決中明確提及了舉證責任負擔的問題,更多的情況是法官在裁判案件的同時內心已經對原權利人還是受讓人負擔舉證責任有了判斷,其作為形成裁判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卻無法直接從裁判文書中探尋。在24份明確提及舉證責任負擔的判決中,有17份判決均認定應由原權利人對受讓人非善意負舉證責任,其中部分判決書的表述如: “所謂善意,是一種行為人的內在心理活動,不顯于外部,難于度測,但是作為法律概念,必須具有可量度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在判斷受讓人是否為善意時,推定受讓人為善意,應當由原權利人對受讓人是否具有惡意進行舉證。” ,“本院認為,基于物權登記的公信效力,在房屋買賣過程中買受人信賴房屋登記簿中關于物權登記的記載,不知道出賣人無處分權即應推定買受人為善意。” 通過上述司法實證研究梳理,可見在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之前,大部分法官在裁判時已推定相信不動產登記簿之權利外觀的受讓人為善意,將證明受讓人非善意的舉證責任交由原權利人負擔。
       二、 理論總結與分析
      (一)我國善意取得中受讓人善意認定的判斷標準
      1. 我國受讓人善意的判斷標準
      我國之所以將“重大過失”規定為受讓人善意的判斷標準之一,在借鑒德國和臺灣對善意取得中受讓人善意的認定標準的同時,也有基于我國司法實踐實際情況的考慮。如上文中圖1.3所示,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明確規定之前,我國大部分法官都已經將無重大過失作為認定受讓人善意的標準,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對善意取得的合法性解釋路徑之一便是,受讓人的善意補足了轉讓人處分權的缺失,使其可以基于自身善意在交付或登記完成時取得物權。而當受讓人存在重大過失時,其善意不足以彌補轉讓人處分權的缺失,甚至因其重大過失的存在,在主觀心態上其不具有比原權利人更值得保護的理由,不能單純追求交易安全與對后手交易人的保護,而忽視當事人應對自己的重大過失導致的結果承擔責任的風險分配。將重大過失作為受讓人善意的認定標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通過法的教育作用來警示人們在動產或不動產交易中更為謹慎的作用。
      2. 我國司法實踐中善意的判斷標準所存在的問題
      (1)不同司法裁判者對“重大過失”的認定不同,導致同案不同判
      由于“重大過失”這一概念的外延具有模糊性,筆者在梳理樣本裁判文書中發現,不同的法官對于同一情形是否屬于存在重大過失會有完全不同的認定。雖然《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十七條對動產善意取得中重大過失的認定方法有所規定:“受讓人受讓動產時,交易的對象、場所或者時機等不符合交易習慣的,應當認定受讓人具有重大過失。”但這僅是對認定方法和認定善意時應考慮的因素所做的提示,具體到司法實踐中,對某一情形是否屬于存在重大過失的認定依舊會因裁判者不同而異。
 
圖2.1 受讓人未實際查看房屋是否構成重大過失樣本統計
      例如上圖所示,對于受讓者購房時未實際查看所購買房屋的情況,是否構成違反交易習慣或未盡到審慎審查義務而構成重大過失,不同的司法裁判者就有著不同的認定。在76份分析樣本中,有7份涉及到受讓人未實際查看房屋而交付房款的情況,其中有5份判決以受讓人未盡到審查注意義務或交易過程不符合交易習慣為由認定受讓人存在重大過失,不能善意取得房屋。而另2份判決中法官則認為:“原告購房時雖未看房,但現有證據不能證實其購買訴爭房屋時存在惡意,原告購買訴爭房屋行為符合善意取得條件,應基于善意取得獲得訴爭房屋所有權。” 以及“本案胡寶河在購買涉案房屋時雖其未實際查看涉案房屋,但其已查看了物權憑證,知曉所有權人是孫×,且出賣人亦為孫×,作為買受人胡寶河有理由相信涉案房屋產權證的公信力,現亦無證據證明孫×與胡寶河之間存在惡意串通,因此,本院認為胡寶河購買涉案房屋是善意的。” 
      立法不能囊括所有可能在受讓人善意認定時需考慮的具體情況,但上述情況至少表明,在某些交易習慣或一般人的注意程度的認定中,是存在爭議的。這時所作出的判斷,在考慮到平衡原權利人與受讓人之間利益的同時,也要注意到這種交易習慣的認定本身是否科學、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可以通過實踐調研與培訓的方式加強司法職業群體中對一些善意認定常見情況的共同認識,盡量達到同案同判的效果以維護司法的公正性。
      (2)司法裁判者所認定的社會一般人的注意水平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
      在對樣本裁判文書進行整理的過程中,筆者發現轉讓人的婚姻狀況也是裁判者在認定善意時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如圖2.2所示其在樣本中所占比重高達12%,是排名前三位的考慮因素。在13份明確將轉讓人婚姻狀況作為善意認定依據寫入判決的案例中,法院全部認定受讓人對轉讓人的婚姻狀況負有合理的注意義務,在購買不動產時應查明轉讓人的實際婚姻狀況,否則即為有重大過失。相關判決書中的表述如:“善意第三人對真實權利狀況的不知情應要求其不存在重大過失,意味著若配偶沒有在登記簿或權屬證書上顯示出來,受讓人主張自己善意時,要盡合理的查詢和注意義務,否則,不宜直接認定其為善意第三人。” “本案中,鄭揚作為抵押權人未對抵押人劉學軍婚姻狀況進行了解,亦未對涉案房屋的共有情況履行合理的注意義務,例如要求劉學軍提供結婚證及戶口本等,未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 由此可見,即使不動產登記簿上寫明不動產所有權人僅為轉讓人,司法裁判者依舊認為,在轉讓人已婚的情況下,受讓人對轉讓人的實際婚姻情況及其配偶對處分此不動產的真實意思均負有審慎調查的義務。
      何謂“重大過失”,以王澤鑒先生的話而言是“未盡社會一般人之注意義務。”  在這13份判決中,受讓人均是因為未審查轉讓人的真實婚姻狀況與配偶意思而被認定為具有重大過失,不能善意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從數據本身來說,占總統計樣本17%的受讓人在購買不動產時均未審查轉讓人的婚姻情況和配偶意見,在以轉讓人婚姻狀況為考慮因素的判決中,他們被認定為存在重大過失的比例高達100%,因此在購買不動產時審查轉讓人的實際婚姻情況,可能并非社會一般人均會注意的,對于商主體尤其是以經營發放借貸為業務的商主體而言一般會注意,但是以此標準要求自然處分人主體可能會過高。因為首先在自然人受讓人中會存在夫或妻一方處分不動產就相當于夫妻二人共同處分的樸素認識,因而在受讓不動產時不會刻意征求轉讓人配偶之真實意思。再者,婚姻狀況也屬于個人隱私,在購買不動產時若不動產登記簿沒有明確顯示,作為受讓人刻意審查詢問轉讓人婚姻狀況,有違生活常理。最后,征詢轉讓人配偶的真實意思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在受讓人主觀心態無其他過錯的情況下,要求其必須審查轉讓人真實婚姻狀況及配偶意見,不符合市場交易經濟效率的要求。
      (二)善意取得中受讓人善意認定的判斷時點
      在實踐中,適用善意取得法律規定時,一個關鍵問題是受讓人的善意與否,應當以哪個時間點為標準作出認定。這是因為,善意作為一種主觀狀態,隨著時間的發展,常常會出現變化,善意判斷時點的確定,是實現原權利人和受讓人之間利益平衡的重要一環。
      按照《物權法司法解釋一》最終所采取的善意判斷時點,對于不動產的善意取得時點,采取了后置善意時點原則,即不是以申請登記作為判斷善意的時點,而是要以登記完成,發生物權變動時作為善意的判斷時點。這與上述我國司法實踐中常常后置善意判斷時點的做法相一致,要求受讓人在物權變動之前始終保證善意的主觀狀態,才足以因其善意對抗原真實權利人從而取得物權。若在物權變動前的任何階段受讓人存在非善意,就應使其對自身主觀心態上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責,阻礙其取得物權。這實際上是對受讓人獲得善意取得制度保護提出了更為嚴格的條件。
而對于動產的善意取得,則采取了較為寬松的適用條件,一方面通過對善意取得時點的解釋,實際上明確了觀念交付應當納入《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的“交付”范疇,另一方面,對于指示交付采取了比較立法例上對受讓人保護最為有利的原則適用善意取得,依據司法解釋起草者的觀點,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
      第一,應當認為《物權法》上所言及的動產“交付”,是包含了第23條及以下四條所規定含義在內的,將第25~27條規定的三種觀念交付方式,排除于第106條第1款第(3)項規定的“交付”之外,是缺乏明確依據的。同樣的道理,在《物權法》第25~27條明確規定了三種觀念交付方式中發生物權變動的時間點的情況下,另行確定善意取得中動產觀念交付發生法律效力的時間點,亦有突破法律體系解釋之嫌。因而司法解釋原則上采取了直接遵從《物權法》的規定,明確了觀念交付方式下確定交付完成時間點,以及由此確定判斷受讓人是否為善意的時間點。
      第二,由于從比較立法例上看,我國的善意取得制度本身要求的條件較為嚴格,如對于受讓人須以合理價格受讓、轉讓合同的法律效力會直接影響到善意取得的適用等,因而為了在真實權利人和善意取得人之間利益的平衡上做出適當緩和,司法解釋對于動產觀念交付的問題,采取了較為寬松的態度,從而適當加強了動產受讓人的善意取得制度保護。 
      (三)善意取得中受讓人善意認定的舉證責任負擔問題
      羅馬法時期,對于善意的舉證就認為應當由主張對方為惡意的當事人承擔,因為法律推定一切占有人均為善意。 按照德國民法學者的觀點,動產的真實權利人如果想要阻止受讓人依據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動產物權,就必須證明受讓人存在已知或由于重大過失不知轉讓人無權處分的情形。 也就是說,由真實權利人負證明受讓人非善意的舉證責任。
      按照《物權法》的規定和學理通說,不動產物權以登記、動產物權以占有為公示方式。因而,不動產登記簿所記載的權利狀態和內容以及動產占有所公示的權利狀態,具有初步的推定力,即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公示的物權一般應推定為真實物權。在此前提下,交易參加人只要相信權利公示的正確性,并根據公示狀態進行交易,應直接推定其為善意,無需受讓人就其為該交易時的善意再行舉證證明。因此,無論受讓人在具體案例中的訴訟地位如何,都不影響其舉證責任的負擔,對于其善意之主觀狀態,無需承擔舉證責任,而是應當由主張其為非善意的對方當事人,就受讓人受讓物權時,存在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轉讓人無權處分的主觀惡意,承擔舉證責任。
       三、 善意取得中受讓人善意認定的方法
      (一)遵循現有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
      在有些判決中,法官以公平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為由,突破現有法律及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過于追求判決結果的公平,將善意取得法律關系之外的很多因素雜糅進善意取得的判斷,導致諸如善意判斷標準、判斷時點等遭到了不合理解釋。法的續造當然不能抵觸法秩序的一般原則及憲法的“價值秩序”,事實上,惟其與之一致,其始能被正當化。 善意取得制度確實有平衡原權利人與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發揮仍應以法律或司法解釋為依據,而且限定在善意取得法律關系范疇之內,并非所有原權利人與善意受讓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都可以通過善意取得制度解決,我們要反對“法律萬能論”,法院的判決結果應是理性的、合法律邏輯的法律推理結果。
      (二)通過解釋法律實現原權利人與善意受讓人利益的平衡
      善意取得制度的創設,使得受讓人可以從非所有權人處取得物的所有權,這與“后手權利不得優于前手”的所有權傳來取得的原則相違背。對善意取得制度的價值,現有理論一般認為,是保護交易安全和善意取得人的信賴利益等,其合理性主要在于,在商品經濟社會里,當經濟交往已經超出了熟人圈子范圍時,受讓人難以對轉讓人是否是真實所有權人作出準確判斷,而是只能基于權利外觀等進行交易。如果要求人們在一個交易頻繁的社會里,對每次交易都要查明交易對象是否是真實權利人,則會帶來巨大的交易成本,甚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而對于真實權利人來說,將其所有的物托付他人,或者通過一定交易安排由他人代為持有等,相對于受讓人來說,真實權利人具有更強的能力、更多的機會評估名義權利人或者物的持有人的可靠性,防范可能發生的風險。但同時應當看到,這種對取得人利益的保護,是以犧牲真實所有權人的權利為代價的,因而在善意取得制度的具體適用上,應當對取得人和真實所有權人之間的利益進行有效平衡。
      雖然關于善意取得中善意的認定已有法律或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但仍有很多可以進行法律解釋的空間供法官發揮自由裁量權,比如何謂“重大過失”、何謂“合理價格”等。在綜合考量個案案情后,通過法官合規則的目的性限縮或擴張解釋,可以實現原權利人與善意受讓人利益平衡的目的。
      (三)司法裁判中加強對受讓人群體同情式的理解
      如上文所述,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對購買不動產時審查轉讓人真實婚姻狀況及征詢轉讓人配偶對處分此不動產的真實意思,認定為社會一般人的注意水平。然而實際上,在明確將是否審查轉讓人婚姻狀況作為善意認定考慮因素的案件中,100%的受讓人均因沒有審查而被認定為具有重大過失。因此這種對社會一般人的注意水平的認定可能就與實際不符。對法律職業群體而言,其普遍了解夫或妻單獨一方對共有財產的處分可能構成無權處分,因而在轉讓人已婚的情況下會對此問題保有較高的注意程度。但是對普通的受讓人群體而言,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存在夫或妻一方對夫妻財產的處分就相當于夫妻雙方共同處分的樸素認識,并且婚姻狀況乃為個人隱私,要求受讓人在購房時查看轉讓人的婚姻登記證件與生活常理也有所違背。因此,司法裁判者在善意認定的過程中,尤其是對社會一般人之注意義務的認定中,不能以自己所處的法律職業者群體的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應該加強對普通受讓人群體的同情式理解,以考察調研等方式為所認定的一般注意義務提供科學性支撐。
      (四)通過善意認定的舉證責任負擔實現原權利人與受讓人利益的動態平衡
      善意取得中的“善意”本身就帶有倫理性,屬主觀范疇。但是在現代民法中,一般為了交易安全保護之便,必須將善意的標準客觀化。因為讓受讓人舉證證明自己的受讓時主觀心態為善意的確不易,而將善意標準的客觀化提供一個表明“善意”的客觀標準,受讓人只要證明自己的行為符合這個客觀標準在法律上便可認定為是善意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更能保護交易的安全與迅捷,利于實踐操作。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將善意標準客觀化,現代的民法理論提供的思路是根據公示的公信力原則逐漸將善意標準進行客觀化,主要就是運用占有的權利推定效力。有學者提出,將“善意”標準的客觀化的邏輯推導公式就是:根據占有的公示效力→物權真實性的推定→第三人善意。這樣一來,受讓人就無需負擔善意的舉證責任,認為受讓人惡意者,才負擔證明受讓人主觀惡意的義務。 通過對受讓人善意的推定,使原權利人對受讓人非善意負初步的舉證責任,若原權利人可以舉證,受讓人再對原權利所提出證據出示反駁證據,在這樣相互舉證的過程中,實現原權利人與受讓人利益的動態平衡。

      另外,影響證明責任分配規則實際效果的還有法官的裁判習慣。比如,法官究竟是傾向于作出證明責任判決,還是傾向于回避作出證明責任判決?在后一種情況下,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的實際意義相對較小,因為它被適用的頻率本來就很小;而在前一種情況下,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的影響則較大。 考慮到善意本身就是一個主觀性較強、證明起來有一定難度的事實要件, 司法裁判者在平衡原權利人與受讓人利益的考量下,也可以對此問題進行動態把握。

 

      通過上述分析,主要得出了如下結論:首先,在司法實踐中不動產登記的權利外觀和受讓人是否盡到審慎注意義務是認定受讓人善意的主要考慮因素,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頒行之前,我國司法實踐就已經以善意且無重大過失作為受讓人善意的判斷標準,并且大部分司法裁判者在受讓人善意信賴標的物權利外觀的情況下,推定受讓人為善意,由原權利人對其非善意負擔舉證責任。但同時也暴露了一些問題,比如不同的司法裁判者對同一情形是否屬于存在重大過失有截然相反的認定;司法裁判中往往不注重善意的判斷時點,導致要求受讓人保持善意無過失的時間與法律規定相比被延長;司法裁判中認定的某些社會一般人的注意義務與社會實際情況存在偏差。
      通過理論分析解釋上述現象的成因后,筆者針對實證研究中暴露的司法問題提出了受讓人善意認定的方法建議:1. 對受讓人善意的認定應遵循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防止所作出的解釋與法律的明確規定相抵觸。2. 增強對受讓人群體的同情式理解,避免將法律職業群體的認識程度與普通當事人的認識程度相混同,無形中提高善意的認定標準,使司法裁判中認定的一般人之注意義務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偏差。3. 通過善意認定的舉證責任負擔,實現對原權利人與受讓人之間利益平衡的動態把握。





 

 

參考判決及書目:

 

[1]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1492號民事判決書。

[1] 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商)終字第6045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終字第05888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終字第02887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1492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終字第01033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1)海民初字第16699號民事判決書。

[1] 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3051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2013)石民初字第8054號民事判決書。

[1]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3393號民事判決書。

[1]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3051號民事判決書。

[1]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2013)石民初字第402號民事判決書。

[1]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終字第05888號民事判決書。

[1]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終字第01293號民事判決書。

[1]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終字第01033號民事判決書。

[1] 王澤鑒:《民法物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頁。

[1] 參見杜萬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19-420頁。

[1] 參見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71頁。

[1] [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下冊),申衛星、王洪亮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頁。

[1] 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56頁。

[1] 參見常鵬翱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5 頁。

[1] 吳澤勇:《論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證明》,載《中國法學》2012年第4期,第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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