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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法律適用——兼評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5號
發布日期:2013-10-24 信息來源:管理員 作者:
【內容提要】2005年10月27日修訂通過的《公司法》第二十條設置了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但如何對其進行適用仍是司法實踐的一個難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案例15號未解其疑,更增其惑。本文將公司制度的演變史作為研究進路,剖析了構成現代公司制度兩大基石的法人人格制度和有限責任制度的歷史淵源和法理邏輯關系,從而挖掘出公司法人格否認的本質內涵——股東違反分離原則,并以該原則作為路徑依賴,闡述了適用公司法人格否則的一般情形和衍生情形。最后,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指導案例15號進行了評析,特別指出在法律適用上還應援引《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的規定。
 
    【關 鍵 詞】法人人格 有限責任 分離原則 公司法人格否認 指導案例15號
 
    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通過的《公司法》,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在世界各國公司立法中開創了歷史先河。該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第三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從以上條文來看,新公司法對于公司法人格否認的規定是抽象化和原則性的,并未涉及到諸如構成要件、適用情形、責任界定和程序設計等一系列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大困惑。
    2013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四批指導性案例,其中指導案例15號“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訴成都川交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案”(下稱“徐工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公司法人格否認案件。但是,該起案例的發布,卻更增加了我們的迷惑和不解,因為該案例涉及的不是股東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而是關聯公司之間的債務承擔,與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內容大相徑庭。2009年,筆者曾對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歷史變遷和法理根源進行過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并撰寫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探析》一文。現敝帚自珍,溫故知新,在原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徐工案”,談談對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法律適用的一些認識。
    一、公司法人格否認概念辨析
    公司法人格否認,也稱公司法人人格否認,英美法系一般使用“揭開公司面紗”的說法,大陸法系則定義為“股東直索責任”。參照百度百科的定義,公司法人格否認“是指為阻止公司獨立人格的濫用和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就具體法律關系中的特定事實,否認公司與股東各自獨立的人格及股東的有限責任,責令股東對公司債權人直接負責,以實現公平、正義的法律制度。”從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來看,2008版的案由中還有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一席之地,列在“252、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賠償糾紛”中。但在2011版的案由中,卻喪失了“獨立地位”,被納入到“257、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糾紛”中去了。而在“徐工案”中,法院所定的案由仍是傳統的“買賣合同糾紛”,只是在案件審理中適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認的規則而已。
    筆者認為,“公司法人格否認”這一概念并不準確。因為,從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來看,表象是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遭到濫用,結果是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也就是說,真正被否認的不是公司法人獨立地位,而是股東的有限責任。就具體個案的法律適用和裁判結果來看(如“徐工案”),也沒有哪一家公司因法院判決被剝奪法人人格。所以,“公司法人格否認”是名不副實的,名為公司法人格否認,實為股東有限責任否認。從這個意義上說,嚴謹、縝密的大陸法系人定義的“股東直索責任”才是最能抓住本質的概念。但考慮到中國的語境習慣,下文仍采用最高法院發布第四批指導案例中的“公司法人格否認”這一概念。
    二、法人人格制度和有限責任制度的歷史邏輯關系
    通過概念辨析,我們可以看到,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與“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這兩個概念是緊密相連的,它們被稱為現代公司制度的兩大基石。因此,要想深入認識公司法人格否認,首先應從歷史考察的角度了解法人人格制度和有限責任制度是如何誕生、發展及相互作用的。
    1、人格獨立。在古羅馬時代,根據古羅馬法的二元體系,“人”除了具備生理意義外,還需法律賦予其權利(包括自由權、市民權和家族權)才具備“人格”。這種人與人格分離的法律理念擴大到團體上,包括自治城市、教會、行會或商業團體等都可以與其成員相分離而具備獨立人格。到了中世紀歐洲,商業行會成為經濟領域的主角,為了維護其壟斷地位,這些行會通過受領皇家特許狀或經國會法令特準成為了特許公司,這就正式宣告了公司獨立人格依法設立原則的成立。于是,從特許公司開始,公司才成為“法人”——法律擬制的人,從而與其股東人格相分離具備了獨立人格。
    2、財產獨立。中世紀的特許公司本質上還是行業聯合組織,加入其中的成員只是為了獲得該行業的特許經營權,具體的商業事務都是由成員自行負責,風險和收益也歸成員個人,這種松散聯合體性質的公司無法擁有獨立的財產權。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一方面船舶的建造、運行和維護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另一方面海上貿易的專業性和風險性又使得投資者無法或不愿跟船出海販運,于是一些海外貿易公司就將資本分為若干等額股份,每一股份由投資者認購并可自由轉讓,而公司具有整體上的經營權,這就產生了合股公司。由于投資者眾多、分散,而且無法全部參與海外貿易業務,一旦認購了股份就喪失了對繳付出資的控制支配權,而擁有、支配資本及由此形成的財產的主體就只能是公司自己。于是,從合股公司開始,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相分離,開始享有獨立的財產權。
    3、意志獨立。古羅馬公司在處理成員共同事務時,遵循的是“與每個人利害攸關之事,得由每一人斟定。”這一原則就是股東會的淵源所在。股東會以資本多數決的方式管理公司,股東個人意志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才能上升為公司意志,這就意味著公司意志具有了相對獨立性。到了合股公司階段,由于股東眾多且分散,只能通過挑選少數人來管理公司事務和財產,這種股東代理機構就是董事會,它的出現標志著公司意思自治機構的成立。之后,在西方三權分立的背景下,對日益膨脹的董事會實施監督權的監事會也順運而生。這樣,各自行使獨立職權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共同構成了公司內部治理機構,使得公司具有了獨立意志。
    4、有限責任制。從古羅馬起到十七世紀后期,盡管公司形態有了很大發展,也具備了獨立的人格、財產和意志,但公司投資者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仍被奉為不可違背的圭臬。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無限責任制成為了一把束縛投資者手腳的枷鎖。因為,商業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使得投資者擔心投資失敗后因債務無限追索而傾家蕩產,所以投資欲望始終不高,尤其在高風險、高投入和新技術等行業上更是謹小慎微,導致公司規模難以壯大、技術更新舉步維艱。隨著近代海外殖民貿易的不斷拓展,開始出現了兩合公司,即一部分投資者(如銀行企業家)僅通過認購股票的方式出資,不參與出海貿易等經營活動,他們以持有的股票面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船主企業家除出資外,還負責具體的經營活動,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歐洲一些國家出于推行海外殖民統治的政治需要和保護本國投資者利益的經濟目的,起先是被動的以特許方式對某些海外公司的股東賦予有限責任的特殊待遇,后來發展到主動通過立法方式(1855年英國《有限責任法案》)創立了有限責任制。隨著有限責任制的蓬勃發展,最終出現了全部股東僅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的有限公司,這才標志著公司制度步入了現代公司的階段。
    三、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法理根源——股東違反分離原則
    通過歷史考察,我們看到,一部公司的發展史可以看作一部分離史或獨立史,在這個制度變遷過程中,股東和公司之間關系的演變(即“分離-獨立”),形成了法人人格制度(包括人格、財產和意志的獨立)和有限責任制度這奠定現代公司制度的兩塊基石。有限責任雖然名為“責任”,但究其本質,是股東得以免除對公司債權人負直接、無限責任的“權利”。那么,股東要想獲得有限責任這一權利,應當履行哪些義務才能換取呢?通過對上述歷史關系論的分析,筆者認為,股東要履行的義務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人格分離的義務。現代商法要求公司必須依法登記才能設立,從而享有民事主體資格,所以,股東應當履行依照法律規定的設立條件進行公司注冊登記的義務,從而讓公司的人格與股東的人格相分離。
    2、財產分離的義務。這一義務是通過繳付出資或認購股份來履行的,股東履行出資義務即發生分離,喪失了對其出資的所有權,該出資轉為公司的獨立資本并進而形成公司的獨立財產權。
    3、意志分離的義務。公司的獨立意志能力是通過內部治理機構來實現的,公司設立后除了由出資人成立股東會外,還要設立獨立行使管理權的董事會和獨立行使監督權的監事會等公司意思機關。
    4、維持分離原則的義務。上述分離義務是股東在公司設立之初應當履行的義務,更為重要的是公司存續期間,股東應當維持公司的獨立人格、獨立財產權和獨立意志機構。也就是說,股東只有在公司設立后繼續遵守和維持分離原則,才能持續享受有限責任的權利。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股東和公司之間的關系走過了一條“從分離到獨立,因分離而獨立,要獨立必分離”的發展軌跡。這是長期利益博弈下的理性選擇,讓公司成為處理股東和債權人之間債務關系的重要橋梁,即股東和債權人之間達成了這樣一種社會契約:一方面,股東向債權人承諾履行分離義務,以保證公司保持獨立人格和獨立意志,并以其獨立財產形成獨立責任能力;另一方面,債權人也向股東承諾,如果股東信守承諾,那么自己在與公司發生交易時,僅以公司的獨立財產作為實現債權的擔保,即使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也不直接向股東追索。也就是說,股東履行了分離義務,才使得公司存在獨立人格、享有獨立財產、具有獨立意志,從而建立起法人人格制度,并對外部債權人承擔獨立責任,股東也得以換取有限責任的待遇。如果股東違背了分離原則,行使了濫用行為,使得公司法人人格遭到破壞,公司在獨立人格、獨立財產和獨立意志上缺失一項或幾項,那么,債權人就可以不再認同股東享受有限責任的權利,從而對股東行使直接、無限的追索權。簡而言之,就是“有分離就有獨立,無分離則無獨立”。而“無獨立”的結果,就是公司法人格遭到了否認,這便是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法理邏輯所在。
    四、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情形
    揭示了基本法理后,可以從股東是否違反分離原則的角度,對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情形進行比較清晰的歸納。需要指出的是,現實經濟生活中,股東不會只單純違反某一項分離原則,往往是同時違反多項分離原則,形成多種濫用行為相互交叉、結合的局面。
    (一)違反人格分離原則的情形
    1、人格缺失
    公司的人格依法設立而存在。如果公司在注冊時缺乏法定的設立條件(如股東實際繳付的注冊資本低于法定最低資本額),那么其在形式上雖然是公司,但實質上缺乏取得民事主體的資格,可以對其法人人格予以否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被撤銷或者歇業后民事責任承擔問題的批復》就規定:“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雖然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實際沒有投入自有資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資金達不到《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七)項或其他有關法規規定的數額,或者不具備企業法人其他條件的,應當認定其不具備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開辦該企業的企業法人承擔”。
    2、人格混同
    這是最為廣泛適用的否認公司法人格的情形,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但是,人格混同的情形五花八門,難以盡述,一般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機構、人員混同,公司和股東在組織機構和構成人員上嚴重交叉、重疊;(2)業務混同,“公司業務以股東名義進行,交易對方難以分清是與公司還是股東進行交易”,“公司與股東之間的業務持續地混同,具體交易行為、交易方式、交易價格受統一控制股東支配或操縱的”;(3)其他混同,比如公司與股東的賬簿合一,以及注冊地、營業地、銀行賬號、對外公布的電話號碼完全相同等。
    (二)違反財產分離原則的情形
    1、違反出資義務
    股東放棄或讓渡出資所有權,是財產分離的基本前提,也是股東換取有限責任的基本義務。如果股東存在違反出資義務的行為(包括虛假出資、出資不實和抽逃出資),就應承擔相關的民事責任。但是,《公司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僅規定了在這三種情形下股東對公司的責任和對其他股東的責任,但沒有規定股東對債權人的責任,以致這個問題一直以來爭議不止。從目前的司法解釋和審判實踐來看,一般適用補足出資責任,即要求股東在其不實出資的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清償責任。筆者對此并不認同,因為,出資義務是股東最基本的義務所在,違反這一義務與財產分離原則根本相悖,對此應適用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判令該股東承擔無限責任,才能最大限度杜絕此類情況的發生。
    2、財產混同
    這與人格混同一樣是最為廣泛適用的情形,但其具體內容也同樣難以窮盡。從實踐來看,大致包括如下方面:(1)股東將公司財產作為個人財產支配,任意調用、轉移、侵吞公司財產;(2)公司財產被用于個人支出而未適當記錄;(3)公司的盈利與股東的收益不加區分,致使雙方賬目不清;(4)公司與股東的資金混同,并持續使用同一賬戶;(5)公司的經營場所與股東的經營場所或者居住完全同一;(6)公司和股東共同使用同一主要設備等等。
    (三)違反意志分離原則的情形
    1、過度控制
    根據現代公司法的規定,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股東會與董事會各在其位,各司其職,是股東履行意志分離義務的主要表現,也是公司產生獨立意志機構的根本來源。如果股東違背意志分離原則,越過正常邊界,對公司管理權橫加插手,甚至使得公司喪失自己的獨立意志,成為股東的“另一個自我”或牟取私利的工具,就有必要否認其法人格。過度控制這種情形一般不是單獨存在,它往往與人格混同、財產混同等情形相互交叉,主要發生在控制股東特別是母子公司的關系上,如:控制股東操控了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甚至還自己擔任經理,集各項大權于一身;控制股東將公司當成從事不正當行為并規避債務的工具,甚至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母公司將子公司作為其經營業務的一個部門來使用等等。一般來說,認定過度控制的構成要件有三:(1)控制股東對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進行了廣泛、持續的控制和支配;(2)這種控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被控制公司的利益;(3)這種控制造成公司債權人利益受到損害的后果。
    2、公司空殼化
    這是過度控制與人格混同達到極端化的一種情況,形象的說法就是“皮包公司”。這種空殼化表現在:公司完全成為股東的私人財產或“提款機”,在外人看來股東即是公司,公司即是股東;公司的內部機構和決議程序名存實亡,股東會、董事會長期或根本不召開,監事會也形同虛設;公司未建立健全的財務會計制度,甚至干脆不建賬;公司甚至沒有自己的固定營業場所,而是由股東掛著橡皮圖章搞“流動辦公”;在公司陷入經營困難或者負債累累后,原公司的人、財、物可以隨時、輕易的脫鉤,另行組成新公司進行經營,而將債務遺留在原公司。這種空殼化、形骸化的“皮包公司”完全喪失了獨立人格、獨立財產權和獨立意志,無疑應當否認其法人格,要求股東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四)其他衍生情形
    1、資本顯著不足
    從法理上說,只要股東履行了出資義務且未抽逃出資,公司資本顯著不足并不違反分離原則,在這種情形下否認其法人格的法理依據不足。支持方的觀點認為,公司資本是公司對外承擔責任的最基本的擔保,如果股東只需較小的出資,就可以將公司作為以小搏大的工具,從事風險遠遠超出公司資產可以承受的經營業務,并在風險造成后可以利用有限責任來規避,從而將風險轉由債權人甚至社會來承擔,這就構成了對有限責任這一權利的濫用。因此,該情形在國外判例中被廣泛采用。筆者認為,這一情形主要還是出于現實的考量,甚至蘊含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在適用時應持審慎態度,一般不應作為公司法人格否認的唯一依據,還要結合其他的情形來綜合認定。
    2、實質上的一人公司
    根據《公司法》第64條的規定,一人公司的股東對公司的財產獨立性承擔舉證責任,不能舉證的則適用法人格否認,這是股東違反財產分離原則在一人公司上的具體運用。但在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夫妻公司、父子公司、家庭公司等情形,還有一些公司只有一個真實出資的股東,但為了獲得有限責任的權利,找了若干人作為虛設股東、掛名股東組成有限責任公司。這些公司雖然名為有限責任公司,卻往往行一人公司之實。如果這些公司的股東存在濫用行為,致使公司不具備獨立的人格和意志,則可認定為實質上的一人公司并適用第64條關于一人公司的特殊規定。
    3、關聯公司人格混同
    在現實經濟中,基于貸款、稅收政策、商業合作以及組建集團公司等方面的考慮,出資人往往設立幾家存在相互持股或其他關聯關系的公司,這些公司之間存在人員、業務、財務和資產混同等情況,主要通過關聯交易轉移資產和利潤,從而規避債務和逃避稅收。究其本質,這仍然是違反分離原則(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分離原則)的一種擴張化現象。在國外,已有判例將公司法人格否認擴張適用于這種關聯公司人格混同的場合中,稱之為“三角否認”或“三角刺破”。在這一過程中,“責任以三角的路線流動,首先從被控制的公司流向控制股東,接著從該控制股東流向其他受制于該股東的具有關聯關系的公司。”這樣,除在發生直接持股關系的公司之間可以適用法人格否認外,還可以延伸到不具備直接持股關系的關聯公司之間,都可以成為承擔責任的主體。
    4、“反向揭開”
    “反向揭開公司面紗”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提出的,通常被運用在母子公司的關系上。母公司基于某種目的,利用其對子公司的控制權向子公司甚至下一級子公司轉移資產,從而濫用子公司的獨立法人人格來規避自身債務,損害母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比如上市公司只是一個漂亮的殼,實體資產都通過關聯交易等方式轉移至旗下公司;再如在海外注冊一個公司,然后搖身一變以外國投資者的名義在國內設立多個外商企業或者間接控制多個國內公司,接著在這些公司之間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從事關聯交易,進行財產轉移等。“反向揭開”(也稱反向適用)的法理本質仍然是違反分離原則,只不過其具體形式和責任流向與“傳統揭開”正好相反。如果說“傳統揭開”是讓股東對公司的債權人承擔責任,那么“反向揭開”則是讓公司對股東(子公司對母公司)的債權人承擔責任。
    5、實際控制人
    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規范股東與公司關系及追究股東責任的,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個趨之不去的魅影就是實際控制人的存在。根據《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三項的定義:“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實際控制人雖然不是出名股東,但也應遵循分離原則保持公司人格、財產和意志的獨立性。但是,由于實際控制人本身具有相當隱蔽性,加之公司法并未規定實際控制人的認定標準、責任承擔等內容,致使實際控制人即便實施了濫用公司獨立人格的行為,也不容易被追究法律責任。筆者認為,如果上述各種濫用情形是實際控制人所為,或是其通過某股東共同實施,亦可適用公司法人格否認,要求實際控制人承擔連帶責任。
    五、對指導案例15號“徐工案”的評析
    1、基本案情簡介
    原告徐工集團訴稱,川交工貿公司拖欠其貨款未付,而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與川交工貿公司人格混同,三個公司實際控制人王某及川交工貿公司股東等人的個人資產與公司資產混同,均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請求判令:川交工貿公司支付所欠貨款1000余萬元及利息;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及王某等個人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作出(2009)徐民二初字第0065號民事判決:一、川交工貿公司向徐工集團支付貨款1000余萬元及利息;二、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三、駁回徐工集團對王某等人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徐工集團未提起上訴,川交機械公司和瑞路公司提起上訴。經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二審后,作出(2011)蘇商終字第0107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筆者通過網絡搜索,查到了該案的二審判決書,但一審判決書未能找到。
    2、該案例主要適用關聯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
    例舉完公司法人格否認的適用情形后,就可以對“徐工案”進行對號入座,將關聯公司人格混同這一擴大化情形適用于該案。對此,案例的裁判要點亦清楚闡明:“1、關聯公司的人員、業務、財務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導致各自財產無法區分,喪失獨立人格的,構成人格混同。2、關聯公司人格混同,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關聯公司相互之間對外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具體而言,案例中通過大量的證據和事實,表明涉案的三家公司雖然工商登記為彼此獨立的企業法人,但之間存在關聯關系,其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員、業務、財務等)高度混同、界線模糊,導致各自財產也相互混同,已喪失獨立人格,構成了關聯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故而判令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對川交工貿公司所負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該案中,還有一些不易明說但影響判決結果的事實:川交工貿公司是一家不擁有實體資產的貿易公司,而瑞路公司系一家具有建設工程資質的建筑企業,川交機械公司是一家改制的國有企業,名下均有資產。三家公司以川交工貿公司與徐工集團簽訂合同,然后通過關聯交易和不當行為(如貨款進入股東、財務的賬戶未說明去處,三家公司之間有大量的拆借款等)將資產轉移到川交機械公司和瑞路公司,而將債務留在無償債能力且瀕臨破產的川交工貿公司,這種做法就是對公司獨立人格和有限責任的一種濫用,為了實現公平、正義原則,可以突破公司作為獨立法人僅對其自身債務承擔責任的法律規定,要求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對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3、該案例可能存在的其他適用情形
    該案中,原告徐工集團還有一項訴請(即要求王某及川交工貿公司股東、財務人員等個人承擔連帶責任)被法院駁回。原告提出該訴請的理由是王某等人的個人資產與公司資產混同,但從案件事實來看,認定資產混同的證據不足,特別是要求不參與公司日常經營或股權已轉讓的小股東以及只是執行職務行為的財務人員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但是,筆者認為,可將王某系川交工貿公司實際控制人并對該公司實施了過度控制,以及對三家關聯公司的人格混同起到實質作用為理由,要求王某對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因為,從本案事實來看:(1)王某是川交機械公司和瑞路公司的控股股東,曾經擔任川交機械公司法定代表人8年半之久,一直都是瑞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王某是川交工貿公司絕對控股股東張家蓉(占90%股份)的丈夫,張家蓉并未參與該公司的具體業務和財務,都是由王某負責;(3)王某擔任了三家公司的經理職務,主持三家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工作;(4)三家公司的財務凌某、出納盧某接受徐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詢問時稱,王某是三家公司的實際擁有人,掌控了三家公司的財務權,只要有王某的簽字,三家公司就可以對外付款。由此可見,王某是川交工貿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對該公司具有相當的控制權是無疑的,但是否達到了過度控制的程度以及是否具備過度控制的三個構成要件,在證據上還略顯不足。但這是原告訴請理由不恰當造成的方向性錯誤,如果當初訴訟火力集中(僅針對王某一人)且在認定實際控制人并實施過度控制方面搜集和挖掘證據,或可鎖定王某的責任。最高法院發布該案例后,對如何使用司法裁判工具遏制當前愈演愈烈的關聯公司利用關聯交易轉移資產和利潤的難題,實為雪中送炭之舉,如果進一步將實際控制人的認定及責任也納入其中,則更顯錦上添花之美。
    4、關于法律適用及兼論案例指導的功能性
    本案爭議最大的問題在于法律適用,緣于所適用的并非一般情形,而是關聯公司人格混同這一衍生情形。一審法院在說理部分運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認,但判決主文僅引用了《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相關條款,只字未提《公司法》的規定。對此,川交機械公司和瑞路公司均上訴稱一審法院所引用的法條不能說明他們應對川交工貿公司所負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二審中,江蘇高院才創造性的“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作出了判決。但要注意,二審法院使用的是“參照”而非“依照”的字眼,而且用了“其危害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情形相當”的表述,說明底氣還是不夠的。因為,《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是股東實施濫用行為后,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而本案是關聯公司實施濫用行為,相互之間對外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二者無論從責任主體、具體情形和適用結果來看,都相差甚遠。最高法院在發布該指導案例時,再次進行了修正,援引的相關法條改為《民法通則》第四條、《公司法》第三條第一款和第二十條第三款。可見,“徐工案”的法律適用至少是尷尬的。
    現實生活中,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和有限責任的情況層出不窮,而且衍生情形還不斷發生(如“三角刺破”和“反向揭開”),想要包羅萬象地囊括所有情形,既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認識規律,在法技術上也無法周延。吉林大學蔡立東教授就認為,“法人人格否認乃是一種衡平性的規范,其在法技術上的規律性特征就是模糊性規定。法律的模糊性規定帶來法律的彈性,以法律的彈性應對規范對象的復雜性、變動不居性和連續性,以一馭萬,造成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效果。”清華大學朱慈蘊教授也認為,修訂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雖然明確規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但面對一些擴大適用(如“徐工案”)和反向適用的情形無力作出回應。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作為正當的法律依據,以適應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的變化。從這一意義上說,最高法院未將《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作為法律適用條款,還是稍嫌欠缺。
    筆者認為,《公司法》第二十條的規定體現了民法的“禁止權利濫用原則”,這一原則的來源還是誠實信用這一帝王原則。然而,援引《民法通則》第四條規定的“公平、誠實信用”原則固然可以覆蓋,卻流于寬泛(按此邏輯,任何案件均可引用該條),缺乏針對性和說服力。所以,在處理一般情形的案件中,可以直接引用《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在處理衍生情形的案件中,則可以結合適用《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和其他法律規定(但涉及一人公司可以直接援引《公司法》第六十四條)。雖然“徐工案”略有不足,但瑕不掩瑜,徐州中院和江蘇高院的法官遵循基本法律原理,充分運用法律智慧,敢于突破現行法律規定的做法,令人贊佩。最高法院選取這一具有爭議的案例,則最充分的展現了建立案例指導制度所倡導的“先進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學的裁判方法”這一核心精神實質。我們知道,包羅萬象、盡善盡美的法律只能是人們純真而完美的夢想。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面前,立法永遠是一個“接近完美而無法達到完美”的過程。在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無限而復雜的社會是無法被有限和確定的法律所窮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制定法所表現出的原則性和滯后性在所難免。所以,指導性案例具有“彌補法律條文過于原則、模糊乃至疏漏方面的作用”。從目前最高法院已公布的16起指導案例來看,“徐工案”是最具突破性和創造性的。對該案例的正確理解和參照并將其精神內涵推廣到其他公司法人格否認案件的審判中,很大程度上可以讓法官擺脫亦步亦趨的適法之舉,開拓法官的知識視野和思維路徑,在司法領域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是為結語。
【參考文獻】
1、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2、虞政平:《股東有限責任——現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3、董學立、張強:《股東有限責任與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理論——兼與孟勤國、張素華先生商榷》,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20卷第4期。
4、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歷史考察》,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
5、劉俊海:《論新<公司法>中的揭開公司面紗制度》,載《公司法評論》,2006年第1期。
6、蔡立東:《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衡平性》,載《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7、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5號“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訴成都川交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案”。
8、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蘇商終字第0107號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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